１９７３年埃及和叙利亚袭击以色列的那场打得很艰苦的赎罪日战争改变了西方国家对中东的看法。首先，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的欧佩克（石油生产输出国组织）卡特尔强制实行的削减石油产量、石油价格的飞涨和针对与以色列友好的石油生产国的有选择的禁运，损害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并引起了巨大的恐慌。西方生活水准依赖于无法预言的中东政治，这一点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了。第二，虽然以色列的反攻已经越过苏伊士运河并把叙利亚军队赶到离大马士革２５英里的地方，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比他们１９６７年那次打得好些，苏联人也威胁说要派军队去执行quot;维持和平quot;任务６第三，美国作出的反应是要在实现以色列和阿拉伯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方面起最主要的作用。从现在起，美国的外交活动成了寻求中东问题解决办法的首要外部力量。这些活动由基辛格博士开始并由卡特总统继续进行。

    对于像叙利亚、埃及和约旦这样的国家来说，而且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本身来说，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了，虽然也更有希望了。各国都有自己优先考虑的事项，从现实出发其中没有哪一项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用武装力量实现那些在寻求同以色列达成协议方面被证明是最持合作态度的国家，很可能获得美国对它们的经济的额外津贴，它们的经济由于沉重的战备需求和大量的社会主义措施而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由于对quot;阿拉伯事业quot;所承担的义务，而隐蔽或者至少是被掩盖起来的天然竞争者就露头了。这就是我于１９７６年：月访问埃及和叙利亚以及３月访问以色列时的中东背景。

    但当时国内的政治背景也很微妙。在中东国家的眼里英国的政治家们明显地分裂成以色列的支持者和阿拉伯国家与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者。在影子内阁内部，我恐怕是少数派，对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那些传统政权都怀有强烈的尊敬与钦佩的感情。我的多数同僚都是传统的保守党quot;阿拉伯派quot;，虽然在议会党团较年轻的成员中有不少人支持以色列，其部分原因是以色列为追求国家的自身利益而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英国的犹太人集团密切地注视着各党派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所有言论。因此，当雷吉·莫德林在１９７５年１１月的一次下院辩论会上要求英国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成立巴勒斯坦国时，党就受到公开分裂的威胁，人们对我也甚为不满。

    我决定在芬奇利的前犹太军人的一次集会上清楚地阐明我们的政策。这就是保守党认为任何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必须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２４２号决议为基础，该决议本身强调两项根本要求：quot;从最近冲突中（即１９６７年的六日战争）被占领土上撤出以色列武装力量quot;；和承认该地区各个国家拥有quot;在没有威胁和武力行动的情况下，在安全与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quot;的权利。我补充说，我们谴责任何形式的和声称为任何事业服务的恐怖主义。

    至少对我来说，这一立场不只是一种旨在使我们摆脱困境的言词。我确实既认为以色列的安全必须得到保证，又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受到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设想它同约旦结成联邦。这两个目标并非像水火那样不能相容。尽管鉴于以色列的历史，它需要有可以防守的边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它就不可能获得持久和平。而且对巴勒斯坦人和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他们的阿拉伯国家来说，最好的出发点都是既用行动又用言词来承认以色列有权在那里存在下去。然而，雷吉的讲话引起的恐慌证实了我即将进行的访问的复杂性和在外交上的危险性。

    我于１９７６年１月７日星期三抵达开罗，当天晚上就和萨达特总统与夫人共进晚餐。仅在两个月之前我们在伦敦曾进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