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政策，如我们准备在全国推行的出售公房的政策。这个机会对任何一个在野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段时间对我个人和党都是大好时机。我感到此时我可以改变我继承下来的某些政策，对一些政策我可以更清楚地摆出我自己的观点。我利用５月苏格兰党大会的机会，甩掉了关于下放权力的承诺，大会在相当平静的气氛中通过了有关决定。

    ７月，我利用发表纪念伊恩·麦克劳德演讲的机会，试图说明我个人的哲学与保守党的传统如出一辙，实际上与全世界保守主义的宗教式信条的本质特征多么一致。准备这样的讲稿我总是倍加努力，因为我认为应该表明保守党人在与他们的对手较量时，在道德问题上与在实际问题上一样，都不应感到理亏气短。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同月后期，在议会夏季休会之前，我在经济辩论中发表了很好的讲话。这是淋漓尽致的一天，在我讲话时，每一个怀有敌意的插话都遭到迎头痛击，对手好像为了挨打才口出狂言。我自己也震惊不已，我把一个个对手打倒在地，就像在射击馆打鸭子靶一样。一位友好记者这样写道：quot;玛格丽特·撒切尔巾帼一人，在最好时机横扫政府议员和自由党议员。quot;新闻媒体至少在此时此刻对我的素质和前途充满了吹捧评论。但工党议员在我下一次重要出场时的反应就是对我的更大吹捧了：全体沉默，意在使我受窘。

    当自由党-工党联盟形成时，政治现实看来极为严峻。而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比评论家认识到的程度更为严峻。人们。对我们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政府的明显失误的广泛反映。现在公共财政正在恢复秩序，这将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从而加大了我们自己制定政策的压力。我们在大选中需要获得的不仅是一项合格医生的授权。我们需要作出自己的明确的、有说服力的分析，提出整套政策。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愿意做这些事。但我深知，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如工会的权力、收入政策、公共开支等，影子内阁内部仍然存在意见分歧。我们是少数派，根本拒绝１９７０-１９７４年的政策思路，而多数派在一定程度上则主张延续那时的政策。所有这些具有破坏性的分歧，尽管我们拼命设法缩小，把认识统一到quot;将来的路线quot;上来，仍使我们在这些岁月中付出了代价，因为分歧来自根本问题。最终来说，这不是一个修补政治技巧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困难的、没有止境的澄清思想和转变观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