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不仅有移民问题，它还是对反对党来说在政治上充满各种困难的一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由于采取了一些财政措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１９７８年１月通货膨胀率首次自１９７４年以来降到１０％以下，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失业率也从１９７７年８月的顶峰逐步回落，尽管在１９７８年夏天有急剧的增长，那年１２月失业人数为１３０万，比前一年少１２万。在自由党的支持下，我们成功地迫使有关方面把所得税基本税率降低了一便士：但这本身也许可以减少蒙在经济上的阴影，而这一阴影在很大程度上使工党不得人心，对我们有利。

    我们猜想，吉姆·卡拉汉希望沿着逐步改善的道路走下去，直到秋天大选，以quot;安全第一quot;为竞选纲领。在他的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是自由党认识到，自由党-工党联盟在政治上对自由党是灾难。但要结束与工党的联盟，在大选时就得至少面临由于支持工党执政而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不愿面对这种后果，因此与工党分手的想法也就减弱了。至于民意测验，夏季时工党几乎与我们平手）尽管８-９月间我们超出了工党，９-１０月间（在困难重重的保守党年会后）他们又领先我们５个百分点，自由党得分不足两位数。

    在这种情况下，我责成人们起草竞选宣言，在影子内阁发言人拟定的初稿基础上由克里斯·帕顿和研究部撰稿。７月我阅读了该稿，印象不深。为了吸引各利益集团，该稿罗列了代价高昂的许诺，反而使本应醒目而简明的主题模糊不清。我说下一稿必须强调几个中心题目，如减税、加强国家的内部和外部保卫。首先满足这些承诺，如有余力才去完成其他需要花钱的承诺。实际上，有人提醒我说，在我们在野的３年期间，我们在分析情况和制定政策方面取得的实际进展是多么少。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我们继续如此考虑问题，我们怎么使国家变样呢？

    令人鼓舞的是党的宣传工作发生了变化。戈登·里斯回来担任党的中央宣传部长。通过戈登使蒂姆·贝尔和萨契-萨契广告公司承担起党的宣传责任；这在我们的政治运作中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不言而喻，我知道为了传达我们的信息我们需要得到有关方面的最好人才。由宣传部门设计宣传内容，这不存在问题。但政治家需要拒绝引诱，不要在自己没有经验的领域里认为自己是专家。我经常拒绝就宣传品味或感觉效果提出建议，我把这些创造性的工作留给专门人员去做。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萨契公司的执事蒂姆·贝尔很好合作，他主管有关帐目。如同戈登一样，他既有政治感，又有幽默感。我与蒂姆首次见面时，我提出了我们合作的基础，我说：quot;政治家通常有很多脚趾，你必须诚惶诚恐，小心翼翼，不要踩这些脚趾。然而，我没有脚趾，你要告诉我真话。quot;当然。在实践中我并不是那么自我克制。

    萨契公司对党的精疲力竭的广播模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可避免有人指责它行为不庄，过于简单化。但对党的政治广播的判断不应以党的忠诚分子的评论为依据，而是要看普通的政治感不强的观众是否选择这个节目，还是拨到其他频道，要看是否赢得了观众的同情。就此而言，我们的宣传方法的变革取得了很大的改进。

    １９７８年夏天我们发起了张贴quot;工党不行了quot;宣传画的运动，这个运动意义重大，比为１９７９年大选做的工作还要重要。蒂姆、戈登和罗尼·米勒于１９－－７８年６月的一个星期六到斯克特尼来就这个主题开展运动征得我的同意。这又是一次新的尝试。失业人数尽管已经接近１５０万，但这通常是quot;工党的题目quot;。我们的宣传画图文并茂，用文字和一幅排长队等待救济的图画来描绘失业。这就是说，我们选择的题目是我们通常不会作为运动主题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