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党的时间在流失。１９７６年这段历史和哈罗德·威尔逊一起留给吉姆·卡拉汉一手坏牌。他像一个玩扑克的好手，运用技术、玩牌人的风度以及简单的吹嘘，尽量推迟失败的到来，以便等待时机，突然变出一张或两张王牌。然而，１９７８年变成了１９７９年，倒霉的事接踵而来。１２月１２日星期二，代表全国保健服务界和地方当局的工会拒绝５％的增资限制，宣布他们将在新年期间罢工。１２月底，天不作美，蓄意捣乱，雪暴、风暴、洪水相继袭来。１月３日星期三，运输工人工会号召卡车司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２５％。２００万工人面临辞退。医院中的病人，包括晚期癌症患者，得不到治疗。利物浦的掘墓工人罢工。垃圾在莱斯特广场堆积如山。在政府的顺从下，工会车间代表散发准许证，使运送quot;重要quot;物资的卡车得以通过纠察线。总之，英国处于瘫痪状态。然而，对工党政府更大的破坏则在于，它把国家管理交给了工会的地方委员会。

    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一机会吗？这可能部分地取决于我们的一项总称为quot;踏脚石quot;代号的计划。我们自１９７７年夏天以来就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这项计划。它是由约翰。豪斯肯思想出来的，他是一个很能干的转业军人，是最早开设计算机软件公司的人之一。后来他把公司卖掉，以便集中精力从事公共事务。我们与他见面之前，约翰曾与基思·约瑟夫在政策研究中心接触过。他与他的同事诺曼·斯特劳斯总的来说对政治决策的短期行为，特别是影子内阁的决策方式，表示了毫不掩饰的鄙视，这种态度既新鲜又有时令人发怒。他们二人辩论说，如果我们不把所有的政策规范到一个战略中去，我们就不可能取胜。在这一战略中我们需要事先制定采取行动的次序。战略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第一次听到这一言论时，我的印象不深。星期天我们在福拉德街吃午饭时见面，会见结束时我说，他们吃了整整一大块烤牛肉，但我不知道我从谈话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参加会见的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挖昔说，下一次他们将带三明治来。

    但在不同的情况下，当考虑长期问题时，我开始体会到约翰·豪斯肯思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品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形势的发展，他和诺曼·斯特劳斯在１９７７年秋天准备的以quot;踏脚石quot;为标题的文稿，后来用来作为讨论的框架，既有说服力，本身又像是政策。其主题是工会改革是我们的重中之重；舍此国家振兴纲领的其他方面将会受阻。但是，只有一个在这场辩论中取胜的保守党政府才能执行这一纲领。在下次大选中，如果只是在对工党政府１９７４年执政以来的表现不满意的基础上获胜，即使占有很大多数，也是不够的。因此，不仅不能像许多同事们希望的那样回避工会问题，我们应该设法开展这场辩论。而且，这场辩论并不可怕：工会正在日益成为工党的负担，而相应地成为我们的一笔政治财富。有了智慧和勇气，我们能够把一谈quot;对抗quot;就充满退缩和失败情绪的状况扭转过来。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底，我在众议院会见作者，一起喝饮料、用晚餐，我对其分析热情起来并讲了许多话（与基思·约瑟夫、安格斯·莫德、威利·怀特洛一起）。紧接着我们成立了quot;踏脚石计划quot;指导小组并于１９７８年１月开会，建议影子内阁部长和有关人员分成小组，制定计划，通过演讲、小册子、写文章等推进这一战略。同时还有一个quot;政策探索quot;小组，由更坚强可靠的内阁成员组成，包括基思·约瑟夫、戴维·豪威尔、奈杰尔·劳森、诺曼·拉蒙特，他们与约翰·豪斯肯思和诺曼·斯特劳斯一起工作，结合quot;踏脚石计划quot;这个总的主题提出政策建议。

    但是在执行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