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各政策小组送来的关于工会的文件，我还带来了一大包新闻摘要和感兴趣的局外人送来的信息摘要。我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产业关系法教科书，回过头来又阅读议会法律原文，通读了１９０６年以来的最重要立法。我每次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收到的都是更坏的消息。我回到伦敦时下定了一条决心：在工会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

    找到一个讲话的讲台是没有困难的。圣诞节前我已经同意于１月１４日星期天在quot;周末世界quot;栏目接受布赖恩·沃尔登的采访；我把日期提前一周到１月７日。新年时我口到伦敦，我与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戈登·里斯和其他几位关系密切的顾问见面，继续由他们向我吹风。产业形势变化很快，很难跟上，但在此后几周内我的手头上掌握最新事实，对我将非常有利。

    １月３日星期三，吉姆·普赖尔插进来干预政策变革。他在电台接受罗宾·戴采访时，坚决反对罢工前举行强制性投票（quot;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强制的东西quot;），拒绝就罢工者的补贴问题进行立法，在评论非工会会员不得雇用的quot;封闭式工厂quot;时说：quot;我们想悄悄地处理这一问题……，处理这类问题时息事宁人比大吵大闹要好。quot;戴维·豪威尔和迈克尔·赫塞尔廷问他对工会领袖的批评的看法时，他说：quot;我不认为他们的批评对工会领袖是公平的，当前他们向会员提出了好的建议，而会员经常拒绝。quot;

    在周末世界quot;中我的调子截然不同。quot;任何权力都蕴含着责任，任何自由都蕴含着义务。多年来工会享有（过去也享有）巨大的权力……（而且）这正是需要辩论的问题-工会是怎样使用它们的权力的。我是一名国会议员，我进入议会不是为了使他们取得一个执照，去损害、毁坏、伤害他人，而不受法律的惩罚，如果我看到这类事情发生，我就必须采取行动。quot;

    尽管我注意在进行充分考虑之前我们对具体措施不给予坚定的承诺，我与布赖恩·沃尔登还是历数了可能发生的变化，自然这些变革比我的同事们想的日程提前了。我重申了吉姆·普赖尔宣布的内容，我们将为罢工前举行的秘密投票和工会选举筹集基金。但我暗示如有必要要强制执行。我提出有可能制定一项法律，如罢工前不举行投票，就拒绝给予社会保障。我还提到，有可能限制重要行业罢工。我宣布，我们将把按照短期社会保障得到的收入纳入缴税范围，而且，在quot;封闭式工厂quot;做工因参加罢工面临失业的人有权上诉。

    次日，吉姆·普赖尔在电视台对我的采访讲话作出答复。他说，我们之间在罢工者社会保障补贴方面没有达成任何一致认识，他反对强制秘密投票。谢天谢地，其他人的反应要积极得多。我离开了队伍。人们看到我要战斗了。人们对我表示的支持信息和新的思想开始涌人我的办公室。

    最有意义的是，我收到工党前副领袖乔治-布朗勋爵邀请我出席一次会议的请求。１月１０日星期三他到我在众议院的办公室来谈，而且星期六又开车到斯科特尼进一步商谈。乔治-布朗几乎比任何现任领导人都具有更多的关于劳工运动的知识和经验-也就是说包括工会和工党的领导人。他于１９７６年退出工党（作为独立人士任上院议员工，他对工会的权力的敌对批评日益增多，还在报纸上发表有力的文章。他告诉我强硬左派是怎样进入英国某些具有最重要的影响的工会并掌握了具有影响和权力的地位的。他说，自１９０６年以来的立法赋予工会的豁免权，正在被以一种新的残酷无情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对法律作了一次不需要对其负责的更改。

    我在quot;周末世界quot;发表采访讲话以及得到的强烈支持，与吉姆·卡拉汉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