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压力，他们坦率地表示担心失去至关重要的选票。因此，我们最后作了让步，保证执行克莱格教授的建议。这是代价昂贵但又不得不承担的义务。

    但是总的说来，宣言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我都很满意。它的思路清楚，前后协调一致，只在少数问题上作出明确承诺。它经受住了最重要的考验，也就是说，不管在哪个竞选阶段，我们都不必对它进行修改或从它的立场上后退。

    作为保守党领袖，我一共经历了３次大选，每次的情况都不二样。１９８３年竞选大概是最容易的一次；１９８７年竞选当然是感情上最令人担扰的一次；但１９７９年这一次大选，无论对我还是对保守党，都最具挑战性。如果我们失败，或者即使只是未能赢得绝对多数，我就不会再有另一次机会，对这一点我从来不抱幻想。我接受这一事实，甚至准备公开把它讲出来。我毫不怀凝，这次大选也是保守党和英国的分水岭。

    我和有些保守党人的想法不一样。我认为如果工党赢得绝对多数，工党左翼只不过是暂时保持温顺。左翼有明确的目标，而且准备等待时机达此目的。我对quot;中派quot;的决心或能力毫无信心。我同意基思·约瑟夫的看法，quot;中派、的政治立场已稳步左转；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那些为自己是quot;温和派quot;而感到自豪的人缺乏道义勇气（坚持正义的勇气）。这些人一再调整立场，准备妥协，结果造成社会主义继续通过我国各种机构向前推进。我认为这种推进已多少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现在有那么多人和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靠国家在公营部门就业，获得社会保险抚恤金，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一这种经济上的自由已开始对他们的生活水准造成几乎令人无法接受的威胁。而且，当最终出现这种情况时，下一个牺性品就是政治自由——如加入或不加入工会的自由，持有不同观点仍有权在国家学校教书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自由。而且，国外共产主义的发展以及西方在它面前的退却正在帮助削弱那些希望在国内反对集体主义的人的士气。

    １９７９年竞选运动还在其他几方面与过去不同。这是保守党第一次如此明确地为自己的主题而奋斗，这个主题就是：quot;现在是改弦易辙的时候了quot;。这个观点包含这样一个意思：英国自１９７４年以来一直在退却；不管１９７０-１９７４年的保守党政府如何勇敢地出击，它本身也是退却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大胆说明究竟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为什么必须从根本上采取行动加以纠正。但我很快认识到，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总部却总的说来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认为，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quot;失言quot;，这实际上意味着避开任何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避免攻击工会权力。他们相信，工党已经名声扫地，必将在大选中败北。我除作了一些让步外，仍坚持自己的做法。但是这导致产生了紧张局面。

    它还导致了政府和反对党两个角色的奇怪换位。竞选一开始，工党就没有怎么考虑自己的竞选宣言，只是为拉选票作了一些承诺——如领养老金者免领电视许可证等，另外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有限的辩解。他们集中力量攻击保守党的政策——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捏造的。吉姆·卡拉汉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他那慈祥大叔的和蔼形象，领导了一场极为有效但却完全消极的竞选运动。他们的运动是从３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每天向新闻媒体提供骇人听闻的故事——从加倍征收增值税到大量削减国家保健服务。他们说，如果保守党当选，就会发生这些情况。第二，对我们的承诺特别是关于降低所得税的保证的可信性散布怀疑。第三，竭力把我描绘成一个危险的右翼理论家，不适宜承担首相这样高要求的复杂任务。工党的战略使我们陷入进退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