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期待举行大选，因此有充分时间进行准备。在党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租用了一辆大轿车，把它布置成活动办公室，我们就在这间活动办公室里从一个竞选地点跑到另一个竞选地点。活动办公室的总管是戴维·沃尔夫森。他是替代约翰·斯坦利担当这个工作的（我们出师第一天，约翰在布里斯托尔走下阶梯时滑倒，造成椎间盘突出，立刻被送往医院；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就一直呆在医院里）。德里克·豪在quot;战斗大轿车quot;里担任我的新闻秘书，戴维·博迪则是第二新闻秘书——他和新闻记者们一起坐第二辆大轿车。罗杰·博登负责提醒我们下一站到什么地方，到了那里该做什么——这是一项相当繁重的工作。我的老朋友、保守党副主席珍妮特·扬夫人和我们一起旅行，负责与保守党主席办公室保持联系。迈克尔·多布斯担任流动图书馆馆员，随身携带大量事实与数据资料，以备我在小城镇停留时回答问题之用（他后来写了一本讲述可怕的政治欺诈故事的书）。哈维·托马斯打前站，为我安排讲话，组织群众集会。另外还有３位长时间不辞劳苦辛勤工作的秘书——特萨·贾丁、佩特森、卡罗琳·斯蒂芬斯和萨莉·詹姆斯，她们在乡间道路上转弯和颠簸的轿车上用打字机打出我的讲话稿，这是一项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

    由于当时没有文字信息处理机、传真或复印设备，工作比后来两次选举复杂得多。我们倒是有一部无线电话机，但它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司机有一次倒车时，不小心撞坏了天线，就再也无法使用。所以，每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的保守党分部，就疯狂地冲向电话机，赶紧向总部报告改动讲话稿的情况，同时另一个人通过另一部电话记下当天在伦敦发生的事件。

    为了让我跑更多地方，旅途上有几个晚上没有回伦敦。但我发现这种做法效果并不理想，以后两次竞选就再没有这样做。离开了伦敦，很容易失去（或者至少感觉到失去）对竞选运动情况的了解；同时也可能在关键问题上其他人用他们的判断来代替你的判断。在一场生死攸关的大选中，这两种情况都是不能允许的。但是我经常晚上很晚才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那时秘书们就会为我和我的发言稿写作班子——约翰·霍斯金斯、彼得·厄特利、休·托马斯、艾尔弗雷德·谢尔曼和有时也参加的罗尼·米勒——端上热好的饭菜。在工作日主要吃速冻食品，周末则能品尝一些外国风味，像橙汁鸭和葡萄鱼。我们起草讲话稿时，丹尼斯在楼上专心看电视，听有关竞选运动的报道。只要听到他从楼上传来一声quot;胡扯！quot;或者更难听的话，就知道一定是工党政客们又在散布什么恶毒中伤的话了。

    要使竞选运动各个方面的工作协调一致始终难以做到。安排得好好的计划会被打乱，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从来也不能集中讲一个信息，党的领袖的讲话讲的是另一套，影子内阁大臣们讲的是第三种意思，向候选人介绍的情况又不一样。尽管我和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在策略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应该承认，彼得和他的工作班子是非常能干的，他们各有所长，互相配合得很好。彼得本人在整个竞选运动期间坐镇伦敦，担任总部策略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似乎一直在不停地开会。他总是精明能干，具有很高的权威。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的非凡筹款能力使党的活动得到保证，它从未因缺乏资金而无法采取主动。企业的小额捐款大量增加，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情况。这说明企业界人士懂得保守党将再次成为主张自由企业制的政党。这也表明，我们并不是只依靠少数几个大额捐助人。开朗、乐观、活泼、敏捷的托尼·加纳是全国竞选组织工作的负责人。戈登·里斯已回到总部主管对外宣传，他要我们大家认真对待新闻媒体的严格要求——强调通俗小报和最佳电视镜头的重要性，强调发布新闻的适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