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一个最奇怪的特点是，我们这些在外面参加实地竞选的人和呆在总部的人的认识差异日益扩大。当然，政治家和其他人一样，容易过于自信，但是与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７年两次大选相比（当时安全方面的考虑显得非常突出），我这一次的信心要高得多，我确实感觉到了选民的感觉，他们的心是向着我们的。我还深信，这种变化主要是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季的事态发展引起的，因此在工会权力问题上过分谨慎的策略并不高明。

    但是从４月２２日（星期日）我在福拉德大街召开的战略讨论会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看问题。尽管各种民意测验依然众说纷纭——一种结果说保守党超出２０个百分点，另一种结果说保守党只领先５．５个百分点——但在竞选期间并无重大变动。彼得·桑尼克罗夫特认为，我们基本上应该按原定方针进行。正如他在星期日战略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所说的，quot;我们不应主动采取任何高风险行动。我们现在领先。quot;从这句话本身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这话回避了两个问题。第一，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首先主动采取了某种高风险行动，例如我的介入quot;不满的冬天quot;，才取得了今天的领先地位的吗？第二，现在什么算是quot;高风险quot;行动？采取抑制工会权力的措施？还是不采取措施？不管怎么说，在竞选已经取得明显领先地位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危险是自满。激起选民的热情，只要不是在他们和我们不一致的问题上，那是赢得大选不可缺少的因素。

    我本周的竞选活动是去英格兰北部，然后前往苏格兰。星期一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后，我搭机飞往纽卡斯尔。在那里参观一家茶叶加工厂时会有记者照相。品尝那种粘乎乎的不加牛奶和糖的茶叶调制品，跟我在伯恩维尔的工厂品尝巧克力的感觉差不多。

    工厂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其中有一个身材高大。令人望而生畏的妇女正冲着我的方向不停地谩骂。警察劝我离开。但我想，如果她真有什么不满，最好是当着我的面，而不是在我背后说，因此我就走过去和她说话。我拉着她的胳膊，和颜悦色地要她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她的态度一下子全变了。她也有一般人常有的那种牢骚和不安，但使她愤怒的真正原因是，她深信搞政治的都是不愿倾听别人意见的人。我尽最大努力回答了她的问题，然后友好地告别。我离开后，清楚地听到分明是她在对她的朋友说：quot;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很不错。quot;多年来参加竞选的经验告诉我，不可改变的敌对选民是很少的。恐怖主义威胁造成的悲剧之一是，如今的政治家很少有机会使自己相信这个事实。

    星期二是充满传统竞选方式的一天，安排了４次露面散步，包括走访索厄比候选人唐纳德·汤普森的鲜肉铺和一家超市。我们按照通常做法在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带回战斗办公室。在保守党哈利法克斯分部的台阶上，摄影记者为我拍下了在蒙蒙细雨中捧着两只购物袋的照片——一只蓝色购物袋里装满了在１９７４年一英镑可以买到的食品，另一只红色购物袋里只装了半袋子在１９７９年工党执政时的英国一英镑能买到的食品。如果只是从政治上而不是从经济上考虑的话，这种做法并无不妥，还挺受讲求实际的约克郡人的欢迎。

    当晚回到伦敦后，我接受了丹尼斯·图伊为quot;电视眼quot;节目安排的采访。这是这次竞选运动中最不友好的一次采访，但它给我提供了为我党工会改革建议进行有力辩护的机会。不管总部怎么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准备退却。我重申了我要对付工会好斗分子的决心。我还指出，所谓保守党政府准备面对与工会的全面战斗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的实质。你的意思是说，工会领袖们认为这整个大选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