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要离开唐宁街时，我感到遗憾的几件事之一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使我没有时间去处理欧洲迅速发生的变化。１９９０年秋，人们在为后来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打基础，旨在为成立一个联邦制的欧洲合众国搭制框架。自从我当首相后，在欧洲共同体内进行了许多斗争，但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如此规模和如此重要的斗争。

    当然，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欧洲委员会和一些政府首脑对共同体的目的和方向的看法与我的观点很不一样。为了告诫不要让中央集权制、保护主义和联邦制持续发展，我于１９８８年发表了布鲁日演说。在布鲁日，我摆出理由反对企图使一些国家去quot;适应某种容貌的欧洲个性quot;，而是要求quot;在独立主权国家之间进行自愿和积极的合作，以此作为建立一个卓有成效的欧洲共同体的最好办法quot;。

    自那以后，我更加感到有必要详细谈到可供选择的另一种看法，并争取国内外对它的支持。这不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但困难很多。在保守党内部有一些人数颇多但仍占少数的、坚定的热心欧洲的人，他们几乎欢迎所有在布鲁塞尔决定的事情。《单一欧洲文件》与我的意向相反，也与我对当时正式提供的许诺理解不一致，它为欧洲委员会和欧洲法院加紧推行集权化提供了新的领域。由于它们各自不同的原因，法国和德国——法——德轴心占统治地位一一都急切地向同一方向迈进。在美国，政府在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认为促进一个由德国领导的、统一的欧洲能最好地保证美国的利益——尽管海湾战争的经验无疑会促使布什总统对这类假设提出疑问。

    尽管如此，我仍然确信，只要目标专一和意志坚强，就可以使布鲁日提出的办法取得成功，因为三个长期性的影响对其有利。首先，需要帮助新解放的东欧国家，这给联邦主义者们狭隘的欧洲主义带来了困难，因为他们的高税收、高制约和高补贴制度最终不能满足这一需要。第二，全球的经济变化显著地扩大了金融和商业范围，这会减少欧洲共同体本身的相对重要性。第三，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越来越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人民的情绪正在背离他们所疏远的官僚政治，而且是在恢复有历史渊源的地方和民族的同一性。这可能需要１０年时间，但是我感到这是一个有前途的事业。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２日星期四，我作为首相在向下议院作最后一次演讲时，奚落了工党在重大问题上有意识地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

    他们不会告诉我们他们的立场。他们需要单一货币吗？他们准备保卫这个联合王国的议会的权利吗？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妥协，把事情掩盖起来，留到日后再说，希望美国人不会注意到对他们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权力是怎样逐渐失去的。

    当时我不知道，的确，也没有必要去想像，别人也会很快地对我的继任者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说同样的话。我知道，约翰·梅杰可能向需要政治和经济联盟的大多数政府首脑寻求某种妥协。当约翰还是财政大臣时，从我们的交流中这一点就已很清楚。而且，我能十分理解，在我辞职之前进行的有关欧洲问题的激烈辩论后，他想弥合党内的创伤。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快地完全改变了我所采取的立场。

    １２月，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公开鼓吹通过我始终不信任的西欧联盟发挥特殊的欧洲防御作用，因为我知道其他人，特别是法国人，想利用它取代必然由美国支配的北约组织。后来在１９９１年３月，首相在波恩宣称英国位居quot;欧洲的正中心quot;。对我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不仅仅是从地理概念来说，而且我们的传统和利益在许多领域与大陆的邻国非常不同。例如，在贸易方面，特别是在农业贸易方面，英国比较开放，更加依靠欧洲以外的国家而不是我们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