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是建立在不受战略私利影响的、多国机构共同行动的基础上的。当然，这是一个更加理想主义的看法，但是，正如麦考利所说的，quot;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一英亩地，其价值相当于一个乌托邦的公国。quot;

    甚至在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的日子里，当有关世界新秩序可能性的欣快症达到了高峰时，我自己仍然感到不安。我怀疑，一些人太相信国际宣言的高调，而太不注意执行这些宣言的措施。说也奇怪，我在１９９１年５月准备第一次访问南非时，开始更加深入地阅读有关倒霉的国际联盟的资料。国际联盟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是南非的简·斯马茨。当时的一些花言巧语和我这时所听到的同样不可思议。当国际联盟未能采取行动反对独裁者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扫清道路时，斯马茨自己作出结论说：quot;大家的事到头来成了谁也不管的事。每个人都指望别人去带头，而侵略者这时却干了坏事而未被发觉。quot;这一结论对我的印象就像那种集体安全一样深，而有人却认为冷战后的稳定和自由要建立在它的基础上。

    当然，有人可以争辩说，现在的形势不同了。毕竟萨达姆·侯赛因没有quot;干了坏事而未被发觉quot;，虽然他的确是quot;逃脱了quot;。但是我想，要懂得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与国际联盟相反，美国确信自己命中注定是国际上的超级大国，此外还有像英国、法国这些自信的、武器精良的国家也采取行动给予了支持，因而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大多的评论家和政治家准备作出正好相反的推论，即联合国本身应该成为一支超国家的力量，它应该有权威和财力任意进行干预；而单一的民族独立国家则应放弃它们的主权。如果联合国要成为一个世界政府的强烈欲望得到鼓励，它只能使世界导致混乱。但是通过许多巧妙的方法，西方左翼自由主义的意见在许多保守党人天真的合作下，取得了很大效果，使冷战后的形势变得对他们有利。

    １９９１年９月我在纽约向驻联合国的大使们作了一次讲话，清楚表明我反对这些倾向。我为quot;新民族主义quot;辩护，它在苏联和中欧、东欧的各民族中是显而易见的。

    真正的国际主义总是包括各国之间的合作，那就是该词的意思。词样，体现国际主义最高愿望的联合国，其名称就提醒了我们它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你们考虑一切问题的起始点是你们所代表的各个国家。你们往往容易忘记的目的是它们在一些共同目标上应该一致。但是目标一致一而不是联合——才是宗旨。

    事实上，我在纽约演讲时，已经很明显，世界新秩序的情况不佳。我深切地关注西方未能看到在前南斯拉夫已经出现了危险。在那里，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争取从共产主义受压抑的穷困中获得自由的努力，遭到了武装力量的挑战。在我看来，民族自决权和自卫权（事实上，更加广泛他说是人权）是任何公正的国际秩序的中心，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是任何稳定的国际秩序的中心。在外交政策中，稳定具有传统的价值，任何对此抱有怀疑的人，应该给他一张去摩加迪沙的单程机票。但是，稳定不应该作为维持本身就不稳定的某一现状的借口，因为它压制了最终也不可能被扼制的社会力量。自我离任以来，共有三次感到不得不公开干预外交方面的问题（欧洲问题除外），也许意味深长的是，每一次我都认为，出于道德和现实两方面的考虑，应该改变做法。第一次是１９９１年４月，一些库尔德族的妇女乞求我大声疾呼，帮助解救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无情打击下她们首当其冲的同胞。我被她们的诉说打动了。当时议会正在休会，也没有大臣会见她们。我现在可以高兴他说——无疑是出于巧合——至少后来采取行动建立了安全避难所。

    第二次是１９９１年８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