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曾经说过，要他在执行外交政策的同时注意政治原则，就好像要他穿过茂密的森林时用牙齿咬着一根１２英尺长的杆子。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保守党理论家的支持，他们要求我们在制订外交政策时只考虑国家利益。事实上，他们做法的逻辑明显经不起推敲。我们怎样认识我们极其重要的利益？一旦认识后，我们怎样能最好地寻求这些利益？它们包括其他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吗？你怎样说服你自己的公民或其他政府和你一起走你所选择的道路？国际秩序的某一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也符合国家的具体利益？如果符合的话，我们应该为它作出多大的牺牲？不参照一定的原则，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回答。

    我认为，保守党处理国际事务的做法要依据５条原则。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利用这些原则迎接我们面临的挑战。

    这些原则中的第一条是，只有当一个大国或一个强大得足以挫败其他强国挑战的、持久的联盟对集体安全作出保证，才能维护集体安全。在当今世界，这意味着美国必须保持其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不付出代价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不能期望由美国的纳税人单独承担这个代价。此外，也不会没有摩擦，俄国以及在今后适当时候会成为强国的中国、印度、日本、巴西等国——更不用说高度敏感的欧洲人——都会对此感到忿恨。但是为了和平与稳定，这一选择的坏处最小最小。

    当其他国家更加以世界强国的面貌出现时，美国不能独自长期维持这一地位。但这一事实不能否定上述论点，虽然它的确能修改这一论点。首先，是时间上的间隔。经济最先进的国家不会自动地在军事上占有优势，特别是像现在，军事技术——在这方面美国胜过其他国家——是关键，而不是简单地看用于防务的资源有多少。无论怎么说，重要的是不要低估美国的经济潜力，因为不仅包括北美而且包括南美在内的广大的自由贸易区为这一潜力开辟了前景。

    还有，如果美国领导世界的担子要延续到２２世纪，它将需要可靠的盟友——它们愿意分担而且要完全分担这一担子。到底如何能做到这一点——怎样适当地分担向北约的投资，特别是对北约范围以外的活动的投资，以及怎样在经济上利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加强它的基础——这也许是我们今后１０年所要讨论的最重要的课题。但是，不管分担这一负担要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机构形式，也不管美国和欧洲如何分摊这一负担，领导世界仍将承担繁重的义务。不过，它们也会得到补偿，特别是国际上的安排和全球性机构作出的决定将倾向于反映美国的利益，也会从而扩大包括西方的利益。的确，除非这样，否则，有民主精神的选民们，特别是美国的选民们，将不会准备付出这一代价。

    我的第二条原则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地区均势的价值。这是与美国全球作用这第一项原则有关的、一个重要的限定性条件。保持地区均势将有助于减少需要美国所领导的干涉的次数。当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结盟去反击和遏制一个可能成为起支配作用的强国时，就形成了大体有益的均势，减少了对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的诱惑力及其干坏事的可能性。当然，英国多年来的政策是在欧洲内部促使实现这一均势。正如我已经阐明的那样，当一个主要的、未言明的政策目标应该是遏制德国的力量时，这仍然是有意义的。

    美国政策的制订者们一般不同意均势这一原则，部分原因是美国自己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部分原因是理想主义和思想似乎非常重要，以致威尔逊的拥护者们把均势看做是无从区分是非。更为普遍的意见是，他们认为用欺诈手段竞相谋求统治地位的做法导致了一系列战争，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代一个强有力的论点是，在一个拥有核武器使人们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