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获益的人感到愤慨。

    在本世纪的某一时候——现在已经难以准确说清了，那么多的西方决策人开始谈论和采取行动，好像是quot;这个制度quot;而不是个人——或者甚至是运气——才使得一些人贫穷。于是我们陷入了圈套，认为贫穷——这里没有必要进入区分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这一雷区——是经济政策产生的quot;问题quot;，只有采取各种灵活的办法通过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加以quot;解决quot;。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一信念：贫穷是引起各种不负责任或不正常行为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它们的结果。

    大多数用这种语言说话的人是为了崇高的动机。没有人的动机比基思·约瑟夫还要崇高，１９７２年６月他作为社会福利部长对学前幼儿游戏组协会的讲话是有关这一方式最不落俗套的说法。基思利用当时的研究，认为quot;贫困循环quot;在起作用，即在这一循环中，quot;一代人的问题似乎在另一代人身上再次出现quot;。基思的这一说法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新天地，因为它使人们注意到quot;父母对孩子坏的养育quot;不仅对这些孩子有影响，而且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但是基思没有问一问，国家通过其福利政策削弱了个人的责任感和自己帮助自己的做法，这是否像第三个坏的父亲或母亲在起作用。的确，他在倡导要促使父母对孩子进行更好的教育和更多地实行计划生育的同时，还主张政府应该通过不同的福利和可能的税收减免计划进行干预。如果像基思这样一位敏锐的分析思想家都作出了正确的分析而开错了处方（像他后来承认的那样），这的确很好他说明了在大西洋两岸，右翼和左翼政府如何为我们现在的问题创造了条件。右翼人士的注意力集中在quot;有目标的quot;福利上，将福利给予了其行为最可能受到福利不利影响的那些人。左翼人士增加了社会保障福利总的负担，使福利面临困境，甚至连那时quot;贫穷的quot;纳税人也不得不为这些福利作出贡献。

    在英国，对于依赖福利问题的研究要少得多。我们知道在我们社会保障的支出中我们在增加其规模与速度方面做了些什么，也看见了在美国发生了什么情况，因此，我们应该预料到英国政府的社会政策也会同样取得一些不希望看到的后果。事实上，我们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后果——它促使了第三个问题的发展，即传统家庭受到了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