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有用。时人称其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陶侃正是在处理人事上能居第一等，移之处理军事，自然绰有余裕。

    桓温亦是一文人，兼是一能将。但以“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一念之错，身败名裂。所以在后代，陶侃可比诸葛亮，桓温只能比曹操。可见军人还如其他一切人，兵事、政事、人事、干济、学问、修养之外，最高还要有一人品在。此乃中国文化传统中，至高无上的特点。

    唐太宗李世民，神武英明，古今莫匹。但他本只是当时太原留守李渊的一个官家子。随父参加军事，尚在青年。有一次，他在军中，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军中有一羊，与将士分而食之。此若小节，然堪当大将之任者即在此。今另举一端言之。他在军中，即有大批僚属，房玄龄、杜如晦皆在。房善谋，杜善断，是他们在军府中之表现。并不是以后掌国柄后始知。太宗有十八学士，皆在军府中。凡中国历史上大将之才，必能善知人，善用人。所知所用，不仅是前线武人，更要是幕中文人。若使自不通文，何能知人善用。楚霸王叱咤风云，震压一世，但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汉高祖临阵远不敌楚王，但能用韩信、张良、萧何，一任前敌大统帅，一任总参谋，一任后勤。近代西方，始知军事上当有此三大任务之分类，但汉高祖用人早与暗合。汉光武军中幕僚，即是其开国元勋。魏武帝幕府人才之盛，文士谋臣之分途广而为数多，则尤在汉光武之上。唐太宗更然。而如近代曾国藩之幕府宾僚，更为一时艳称。军府乃一大集团，汇合各色人才之群策群力，以济一时之用。则军府即是一小政府，而岂匹夫之勇之所能胜任。

    又如安史乱时，颜真卿、颜杲卿，皆以文人牵进军事，而皆卓然有表现。更如张巡守雍丘，雷万春为将，于城上与寇将令狐潮相闻，弩射其面，中六矢，不动。疑其乃木人，嗣知其非，乃大惊。潮语巡曰：“向见雷将军，知君军令矣，然如天道何。”巡告之曰：“君未识人伦，焉知天道。”后转睢阳，与许远同守，以一孤城，屏障江淮，保留此下唐代元气，关系以后一千几百年来之中国历史者，甚深且钜。张巡、许远与雷万春、南霁云之徒，虽同以身殉，而庙食江南，迄于余之幼年，犹亲祭拜焉。惟新文化运动，乃斥之曰：“礼教吃人。”是亦未识人伦，焉知天道也。而明祖文武非两途之说，亦由此益证其不误。

    又如吴元济蔡州之乱，李愬平之。史称其“俭于奉己，丰于待士。知贤不疑，见可能断”，所以成功。凡中国历史上称道一武将成功，决不专重在其临阵打仗上。而韩愈《平淮西碑》，乃多叙裴度事。愬不平，诉碑辞不实。诏磨之，由段文昌重撰。此事极滋后人之讥议。李商隐有《读韩碑诗》曰：“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王相攀追。”苏轼诗：“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斯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实东晋淝水之战，领兵当前线者，乃谢元、谢石。而当时及后世，群推谢安。安与元山墅围棋，永为历史上美谈。元是安之兄子，石乃安弟。安特举此两人。有人说：“安违众举亲朋也。元必不负举，才也。”已而果然。中国人意见，文事必先于武力，安内必先于攘外，故政治必先于军事。汉高祖亦有功臣功狗之喻。裴度与谢安，同是文人，而史臣亦以韩碑意赞裴度。但却不能说此乃中国人之重文轻武。而如张巡之与雷万春，尤更显然。此亦所谓人伦之一端。人伦即天道，何谓文武高下，而又岂昧者之所识乎。又如柳公绰亦文人，亦在蔡州役中有贡献。此等事全部二十五史到处可觅，姑举于此，以当一例。

    宋代如寇准劝真宗渡河亲征，论其情势功绩，亦当上媲谢安、裴度矣。其下如韩琦、范仲淹，皆以文人主边防。边人为之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及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