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绝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惟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即如唐代一切制度，也多半是由南北朝演变而来，有其历史渊源，亦有其传统精神。今天我们却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这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我们此刻，一面既否定了传统制度背后的一切理论根据，一面又忽略了现实环境里面的一切真实要求。所以我们此刻的理论，是蔑视现实的理论。而我们所想望的制度，也是不切现实的制度。若肯接受以往历史教训，这一风气是应该警惕排除的。在曹操当时，采行九品中正制而有效于一时，但此后此制度墨守不变，毛病丛出，后来人便只怪九品中正制不好，其实这也有些冤枉。

    现在再说到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地变。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就中国以往政治论，宰相权给皇帝拿去一定坏，用人无客观标准，一定也要坏。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汉制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人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系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现在自由报考之惟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因工商人是专为私家谋利的。现在所考试求取者则须专心为公家服务。此项报名之这一限制，在当时称为身家清白，自然并兼未经犯过国家法律在内。此外则地方官不再加以限制，即申送中央，由尚书礼部举行考试。考试及格，即为进士及第。进士及第便有做官资格了。至于实际分发任用，则须经过吏部之再考试，所考重于其人之仪表及口试，乃及行政公文等。大抵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又因吏部试有进士、明经诸科，故此制又称科举制。自唐至清，此制推行勿辍。即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里，亦特别设有考试权。这一制度，在理论上，决不可非议，但后来仍然是毛病百出。然我们并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谓政府用人，何不能民主投票方式。其实西方近代的选举投票，亦何尝没有毛病。而且我们把现行通行的制度来作为批评千余年前的旧制度之一种根据，那是最不合情实的。在西方现行的所谓民主政治，只是行政领袖如大总统或内阁总理之类，由民众公选，此外一切用人便无标准。这亦何尝无毛病呢？所以西方在其选举政治领袖之外，还得参酌采用中国的考试制度来建立他们的所谓文官任用法。而在我们则考试便代替了选举。故唐代杜佑著《通典》，首论食货（即是财政与经济），此为选举。其实在汉为选举，在唐即为考试。可见在中国政治传统上，考试和选举是有同样的用意和同样的功能的。西方现行民主政治，乃系一种政党政治，政务官大体在同党中选用，事务官则不分党别，另经考试。此项官吏，可以不因政务官之更换而失去其服务之保障。在中国则一切用人，全凭考试和铨叙，都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即位高至宰相，也有一定的资历和限制，皇帝并不能随便用人作宰相。如是则变成重法不重人，皇帝也只能依照当时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