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以及其个性和人格，直接呈露了作者当时之真生命，而使欣赏者透过作品而直接欣赏之。最空灵的，始是最真切的。最直接的，始是最生动的。最无凭借的，始是最有力量的。如是始可说是理想文学之上乘作品。中国人总是崇拜陶潜与杜甫，胜过了崇拜施耐庵与曹雪芹。因施耐庵与曹雪芹只将自己生命融化于他的作品中，而陶潜与杜甫，则是将自己的生命凝成了他的作品，而直接奔放。同样理由，中国人崇拜书家，常常胜过了崇拜画家。崇拜画家，常常胜过了崇拜建筑师。而崇拜文人画，亦胜过了崇拜宫院画。

    科学家的生命则寄放在纯客观的物理上，距离实际人生更远了。我们若以艺术家的创造心情来看科学家，则科学家应该可以说是更艺术的。何以故？因其能纯粹忘却自我而没入外面的事象中，因而在外面事象中获得了自我之存放。但此种自我，却已是纯粹事象化了，更没有自我之原相存在。因此说科学家是更艺术的艺术家。因此科学家在科学真理之发现上，是绝对没有所谓个性与人格之痕迹存在的。岂仅如此。在科学发现之后面，几乎可以使人忘却有人之存在了。因科学是超人生的，非完全遗忘人生，不能完成科学。因此我们只有在追忆科学家那一番探求真理之过程中，有时可以稍稍领略一些科学家们之日常生活与其内心精神。至于在科学家所发现的科学真理上，则丝毫不带有科学家自身之踪影。

    继之再说到宗教。西方人的宗教，实和他们的科学貌异神近。因非遗忘人生，即不能进入宗教。他们亦必是先忘却了自己，而后始能祈求没入宗教的教理中。他们所信的宗教教理，几乎也可说是一种纯客观而又同时是非人生的。他们先把握到上帝的心情，再始回头来处世，在他们心坎深处，不该存有家庭，不该存有世间，他们只该以体认到的上帝的心情来处家庭，来处世间。在其追求宗教信仰之一段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到其日常生活与夫其内心精神之一斑，但在其所信仰之真理中，则同样不能有信仰者自己的个性与人格之重要与地位，甚至不应该有人的地位存在呀！至少在理论上是须得如此的。

    只有道德生活，乃始确然以各人之个性与人格为主。艺术科学与宗教，其主要对象及其终极境界，大体说来，可以说是非人生的。只有道德对象，则彻头彻尾在人生境界中。上文所谓别人活在我的心里，我活在别人的心里，这完全是一种道德境界。我们只有在道德境界中，可以直接体会到当事人之个性与人格。此种个性与人格，不仅保存于其生前，抑且保存于其死后。不仅在其生前，其个性与人格，可以随时有扩大，抑且在其死后，其个性与人格，依然有继续扩大之可能。世界伟大人格，无不于其死后保留，亦无不于其死后继续扩大。若不能继续扩大，亦即不能随时保留。让我们粗浅举例，如孔子释迦与耶稣，其死后之人格，岂不依然保留，而且在继续扩大吗？七十子时代之孔子，到孟荀时代，两汉时代，宋明时代，其人格既随时保留，而又继续扩大了。若使自今以后，孔子人格还能随时保留，必然仍将继续扩大。若使不能继续扩大，便会逐渐消沉，而失其存在。释迦耶稣是一宗教主，似乎与孔子不同，然其人格之所以亦随时保留而继续扩大者，则因其已由宗教人生而渗透到道德人生故。一切宗教人格之扩大，莫非由其道德人格之扩大：中国人崇拜道德人格，尤胜于崇拜宗教人格。崇拜圣人，尤胜于崇拜教主，其理由即在此。由于同一理由，中国人崇拜一文学家，亦必兼本于崇拜其道德人格，而后其作品始得被视为最上乘。然而文学作家之人格，虽亦可以随时保留，而终不能随时扩大，此所以中国人之视文学家，终不如其视一圣贤人格之更见崇重，其理由亦在此了。

    这里我们又将提到东西人生态度之不同。东方人以道德人生为首座，而西方人则以宗教人生为首座。西方人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