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形式的，生命界的一切变化，则在形式里面赋以内容，即是变化中附随有经验。经验之累积，便成其为精神界。试问对于这一界的知识，如何可以仍用纯形式的，无内容的，超经验的象数之学一类的静定的格套来驾驭，来推概。我们对于生物学的知识，只有把一切生物的一切现象，只要能知道的，全部罗列，做成各种分类，排成各种序列，来解释，来想像，来透进其内部而从事于再经验。这只是一种综括性的盖然的知识，决不能造成推概性的必然的理论。

    生命中有人类，人类生活演进而有历史与文化。所谓人文学的一切知识，更须综括，更只能获得一种大体势的盖然性的想像和解释。而且人文学也不比生物学，每一类别中，复有极大的个性差异，有显著的标准性与领导性的优级个性之存在。譬如你研究政治，在政治经验里，便有不少具有标准性领导性的优异人物。譬如你研究宗教，在宗教经验里也有不少具有标准性领导性的优异人物。在每一类别中，又有不少的类别。你如何再能留恋在那些无内容无经验，而纯形式的空洞的，像象数之学一类抽象的硬性推概的必然定理，来想把握到人事之万变的盖然的活动知识呢？

    西方人对抽象的象数之学，很早就发生兴趣。柏拉图的学园，大书不通几何学者勿入吾门。后来中世纪的神学，近代自然科学都不论。即如他们的哲学，也几乎全站在某一点上向前作直线的推论，逻辑的必然性的超经验的演绎，无限向前。宇宙论形而上学占了绝大篇幅。留着很少的地位落到人生论，以为如此般地便可以笼罩人生。直要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始算是正式在人文学上用心思。然而他是用哲学来讲历史，仍不是用历史来创哲学。他的有名的辩证法，依然是一套像数学的抽象精神在里面作骨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开始从人文学直接引出行动，而有俄国式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一套运用科学精神的革命。如实言之，是运用一套自然科学精神来在人文社会中革命。先从某一点上直线推演出一套理论，再从这一套理论上用革命手段来求其实现。凡与这一条直线的理论不相适合的一切排除。自然科学家所谓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全用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便是一番大胆的假设。革命过程中严格的规定路线，统一理论，清算反动思想，统制革命步调，便是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小心求证的一套工夫。无奈是把自然科学侵入了人文界。自然科学实验室里的一套实验，不妨有失败，失败了可以再实验。若把这一套精神运用到人文界，则人类文化前途，受福的分数到底敌不住受祸的分数更多些。

    中国人一向在自然科学方面比较像是落后了，但其心习与其求知的方法，似乎与人文科学较为接近，较为合适。他们尊重经验，爱把一点一点的经验综括起来，不肯专从某一点经验上甚至某一个概念上来建立系统，更不敢用一条直线式的演绎来作出逻辑的必然定论。只在每一点经验上有限地放大，做成一小圆形的盖然的推说。点与点之间，常留松动与推移之余地。不轻易想把那些一点一点的经验在某一理论下严密地组织。理论决不远离了经验向前跑。不轻易使理论组织化与系统化。他们的理论只是默识心通，不是言辩的往前直推。他们爱用活的看法，深入一物之内里，来作一番同情的再经验。他们常看重优异的个别性，看重其领导性与标准性，因此不爱作形式上的类别，重质而不重量。常爱作一浑整的全体看，不爱分割，不尚偏锋。物质虽属自然，却易用人力来改造。精神虽属人文，却须从自然中培养。西方人偏重自然，因此常爱用理想来创建人文。东方人看重人文，因此常爱用同情来护惜自然。心习不同，求知的方法亦不同，因此双方的文化成绩也不同。近代在西方人领导下，人文知识落后，已与自然科学的前进知识脱节。如何融会贯通，我们东方人也该尽一些责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