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实际，则彻头彻尾是一个行。在马克思当时，对他资本主义之弊害，亦非无所见。若能见到这里，从这里下手，且把当时所见资本主义之弊害，就人性人道人生实践中，随宜逐步求改变，初看好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太不彻底了，但如此决不见大毛病。现在则所见只在一点上，由此一点演绎引申，自成一大全体，此一全体，则是纯思维，纯理智的，只成为一个哲学思想的体系。这一套真理，则是一套哲学的真理。由此再回头来，把他那套真理推进实际人生，则早不是那么一回事。

    让我再说一浅譬吧！譬如医生诊病，就病论病来治病是应该的，却不该因见了病，而推演引申开去，从思辨上，在意想中，创造出一个不会有病的理想体格来，然后再回头，把此理想体格来改造人身之结构。如此的医理，则非杀尽天下人不可。所恨者，杀尽了天下人，而此一种理想体格，除却在其思想理论中出现以外，仍不能在人生实际中出现。

    十

    我此上之所说，并不是在批评马克思，我是在批评那些把知行分别开，让思想单独演进，于纯思维纯理智中见真理，而再回头来强人以必从的那一套。若从中国人观点，言顾行，行顾言，不把言语单独地演进，因此名言逻辑之学，在中国思想史里特别不长进、而中国也遂没有了哲学家。中国人未尝不思想，但想了一头绪，便转向当前人生实际求可能之体验与实证。因此不会有大出错。所以说：“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孔子又曾说：“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又说：“我尝终日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学，效也，觉也。须知与行合一并进始是学。而且学已偏重在行的一边了。因此在中国，则特别重视一学者。中国人又常称此人有学问，不称此人有思想。学之极致则为圣。中国人所看重的圣人，则毋宁是看重此圣人之德行，尤胜于看重此圣人之思辨。此因中国人认为人生真理当由行为见，行为中即包有思辨与理智。若单从纯思辨、纯理智的路去求真理，则决不能把握到人生真理之主要处。若要把握到人生真理之主要处，则惟有以人生实践为中心，而一切思想理论，则常环绕此中心，不许其驰离得太远去。至于如何是人生主要真理，其最要一项目，即如上述，乃在人生须确然有所得。因此中国人常好以“德行”两字连言。若求人生之真实确然有所得，则自必重于行。因此在中国人德行一观念之下，不仅个人与社会获得了调和，而且天人之际即人生与大自然也获得了调和。

    我们又可说，中国人的重德观念，颇近于西方人之宗教精神。而中国人的重行观念，则颇近于西方人之科学精神。惟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各走一端，而各走不到尽头处，若求走到尽头，反会出大毛病。只有中国，乃求以人文科学之实践精神，即体验方法，来求到达与完成中国人人文宗教之理想与追求。中国人以人文为中心，即以人性为中心，故可尽教人走到尽头处。愈能走尽则愈好。因此中国人希望有全德，有大德。如是则在中国人德行合一的观念下，西方宗教与科学两途，也可获得了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