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已放弃在最近将来回印度的一切希望了。我原答应我的妻子于一年之内回国，一年过去了，回国的事还是遥遥无期，于是我便决定把她和孩子们都接来。

    他们在开往南非的一只船上，我的第三个儿子兰达斯在和船长玩耍的时候，把胳膊给摔断了，船长关切地照料他，叫船上的医生给他治疗。船靠岸的时候，兰达斯挂着一只手下船了。医生嘱咐我们说，一到家里就得找个合适的医生给他治疗。然而这时候正是我对于土疗法极其信仰的时期。我甚至于还劝过那些对我这一套也有信仰的当事人去试一试土疗和水疗法。

    那么我该怎样对待兰达斯呢？他才刚满八岁。我问他是不是愿意让我给他治病。他微笑地说他很愿意。他那样的年纪，根本不可能判断什么是对他最好的东西，但是他能清楚辨别土医和正当的治疗有什么不同。而且他也懂得我的家庭疗法的习惯，具有把自己委托给我的足够的信仰。我带着恐惧和战抖的心情解下他的绷带，洗涤伤口，敷上干净的细土，又把它包起来。就这样天天换洗大概搞了一个月，伤口终于好了。我并没有用绷带包住他的手臂，而伤口复原的时间并不比船上的医生所说的在正常治疗的情况下所需要的时间长。

    这一次和其他的几次试验增加了我对这种家庭疗法的信仰，而且现在对于这种办法更加自信了。我把治疗的范围扩大了，试验用土疗、水疗和绝食的办法来治疗外伤、发烧、消化不良、黄疸病和其他的病症，而且大部分是有效的。不过今天我已没有象在南非时那样的信心，而且经验也说明这种试验显然是冒险的。

    所以我在这里谈论这些试验，意思并不是要说明它们的成功。我对于任何试验，都不敢说完全成功。甚至做医务工作的人也不敢对他们的试验作这种定论。我的目的只是在于表明，凡是愿意进行这种新奇实验的人，必须先从自己开始。这会导致更快的发现真理，而上帝总是保护进行认真实验的人。

    开辟同欧洲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实验所冒的风险，和治病的实验所冒的风险是一样严重的。所不同的只是，冒险的性质不一样。不过在培植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种危险。

    我请波拉克来和我同住，我们开始象亲兄弟一样的生活在一起。波拉克有一个女朋友，订婚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拖了很长时间不结婚。我有一种印象，波拉克想积蓄一些钱再结婚。他理解鲁斯金的学说比我更透彻，但是他的西方环境妨碍他把鲁斯金的学说立即付诸实行。不过我劝他说：“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就象你的情形那样，仅仅因为经济上的考虑就把婚姻延搁下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如果贫穷是一种障碍，那么贫苦的人就永远不能结婚了。而且现在你同我住在一起，并不发生家庭开支的问题。我看你还是尽快结婚好。”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我从来不和波拉克在一个问题上讨论两次。他很欣赏我有说服力，马上就这件事同他的女朋友通讯，她那时候还在英国。她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意见，不到几个月便到约翰内斯堡来了。婚礼本身没有花什么钱，甚至连一套新衣也被认为是不必要的。他们用不着举行什么宗教仪式。波拉克夫人生来就是一个基督教徒，而波拉克却是一个犹太人。他们共同的宗教就是伦理的宗教。

    我来顺便提一下有关这次婚姻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德兰士瓦的欧洲人结婚注册官不肯为黑人或有色人种的婚姻办理登记手续。在这次的婚姻中，我做了他们的傧相。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欧洲朋友做傧相，而是因为波拉克不愿意另找别人。所以我们三人一起到结婚登记处去办手续。但是登记官怎么会相信由我充当傧相的新郎新娘竟然是一对白种人呢？他建议延期登记，以便进行调查。第二天是星期天，跟着便是新年元旦，是一个公共假日。

    凭这么一个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