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我呢，自然很愿意答复他们所提的一切问题。同车的旅客以为我是一个“沙陀”或者是一个。他们看见我在每一个车站上都受到了骚扰，便为我抱不平，大骂那些特务。他们抗议道：“你们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老是麻烦这个可怜的沙陀呢？”他们又对我说：“犯不着把车票给这些流氓看！”

    我温和地对他们说道：“把车票给他们看看也没有什么麻烦。这是他们的职务。”旅伴们还是不满意，他们越发对我表示同情，并强烈反对这样虐待无辜的人。其实，特务倒没有什么，真正的苦处还是坐三等车旅行。我最难受的经历是从拉合尔到德里。我是从卡拉奇到加尔各答去的，路上要在拉合尔换车。车上实在找不到坐位。客人都满了。能够挤进去的人都是靠本事，如果门关了，便从窗口爬进去。我必须赶到加尔各答去参加一个日期已经确定的集会。如果我错过这一班车，我就不能按时赶到那里。我上车的希望几乎已经没有了。谁也不愿意帮我忙，这时有一个挑夫发现了我的狼狈样子，便跑过来对我说：“给我十二个安那，我替你弄个坐位。”“行，”我说道：“只要你给我弄到一个位子，我一定给你十二个安那。”这个青年便从这个车厢到那个车厢去向旅客们恳求，可是谁也不理他。车子快要开了，有的旅客说：“这里没有坐位了，不过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他推上来，他只好站着。”“你看怎样？”那个青年挑夫问道。我立刻答应了，他便从窗口把我的身体塞了进去。我就这样上了车了，而那个挑夫也赚到了十二个安那。

    那一夜真是一场考验。别的旅客好歹总算是坐着的，我却站了两个钟头，用手抓住上铺的链子。这时候，有一些旅客不断地烦扰我说：“你为什么不坐下来？”我向他们解释我是无位可坐，但是他们不容许我站着，虽然他们自己是直着身子躺在上层卧铺上。他们这样扰乱我，并不觉得烦腻，而我也总是温和地回答他们，并不以为嫌。最后，他们总算软化了。

    有人便问我的姓名，我告诉了他们，他们便觉得难为情了。他们向我道歉，并且给我让地方。忍耐就这样地得到了报偿。我实在累极了，头已经在旋转了，上帝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了我。

    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到了德里，又由德里到了加尔各答，喀辛巴刹王公是加尔各答大会的主席，他做了我的东道主。这里的人也和卡拉奇一样，有着无限的热情。这次集会有几个英国人也参加了。

    还不到7月31日的最后期限，政府便宣布停止从印度出国的契约移民。我抗议这个制度的头一个请愿书是在1894年草拟的。当时我就希望这种“半奴隶制”——汗德爵士常常这样称呼这个制度——终有一天会结束。

    1894年发动这种斗争的时候，有很多人进行了帮助。但是我不能不说，那具有潜在力量的非暴力抵抗实在加速了它的成功。

    要详细了解那次斗争的情况和参加那次斗争的人，我建议读者读一读拙著《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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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