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两个星期，纺织工人们表现了巨大的勇气和自制，天天都举行盛大的集会。我在这些场合总是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誓言，而他们总是高声向我保证说：他们宁死也不食言。

    但是后来，他们开始表现松弛的迹象了。就象一个身体衰弱的人容易发脾气一样，当罢工看起来已经松弛的时候，他们对于工贼的态度越来越发忿怒，而我也开始担心他们会发生暴动。他们参加每天集会的人数越来越少了，而那些参加集会的人也是神情沮丧而绝望的。

    最后有人通知我说，罢工的工人开始行动起来了。我深深感到不安，不得不认真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责任究竟是什么。我在南非的时候，也有过大规模罢工的经验，然而我在这里所面临的形势却和那里不同。纺织工人是根据我的建议发誓的，他们天天在我面前重申这个誓言，他们可能会违背誓言，这个念头对我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在这种感情的背后究竟是我对于工人的骄傲呢，还是对于他们的爱和我对于真理的热诚——谁说得上？

    一天早上——在纺织工人的集会上，我正在束手无策，忽然感到有所启发。我自己不自觉地向大会宣称：“除非罢工工人重新集合起来，继续罢工直到获得解决，或者直到他们全都离开了纺织工厂，我决不接触任何食物。”

    工人们大为震动。泪水沿着安娜舒耶朋的面颊滚滚而下。工人们齐声叫道：“你不要绝食，我们绝食。你要是绝食，那就太不近人情了。我们松懈了，请你宽恕吧，现在我们一定忠于我们的誓言，坚持到底。”

    “你们不必绝食，”我回答道：“只要你们遵守自己的誓言就够了。你们都明白，我们没有基金，而我们又不愿意依靠公众的救济来继续我们的罢工。因此你们应当想办法找点什么工作来维持生活，不管罢工继续多久，你们都能免于忧愁。至于我的绝食，不到罢工得到解决，决不停止。”

    同时伐拉白正在想办法在市政厅里给罢工工人找一点事情干，然而成功的希望不大。摩干拉尔·甘地建议说，我们的学院正在兴建一座纺织学校，需要沙土奠基，可以雇一批人来干这工作。工人们欢迎这个建议。安娜舒耶朋头上顶着一筐子沙土，带头干，不久便看见有一条川流不息的工人洪流头上顶着一筐筐的沙土从河底上出来。这是很壮观的景象。工人们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要付工资给他们，倒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了。

    我的绝食并不是没有严重缺点。因为正如我在前一章已经说过的，我同工厂老板们有着非常密切而良好的关系，我的绝食不能不影响他们的决定。作为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我知道我不应当用绝食来反对他们，而应当放手让纺织工人们的罢工去产生影响。我之所以绝食，倒不是因为工厂老板们松了劲，而是因为工人们自己松下来，我既然是他们的代表，便觉得自己有一分责任。对纺织工厂的老板们，我只能讲理；用绝食反对他们等于使用暴力。然而尽管我自己也明白我的绝食一定会对他们发生压力，事实也是这样，我却觉得不得不这样做。对我来说，进行绝食的责任是很清楚的。

    我试图安慰纺织工厂的老板。我对他们说：“你们没有丝毫必要从你们的位子上撤退，”然而他们对我的话很冷淡，甚至对我进行尖酸刻薄的挖苦，当然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

    对于罢工采取不妥协的态度的纺织工厂的老板们，主要的幕后人物是赛·安伯拉尔，他的坚定的意志和明彻的诚恳是惊人的，使我衷心钦佩。同他作对是一件乐事。我的绝食在以他为首的对方所引起的紧张，刺痛了我的心。而且他的夫人沙罗拉德维待我象亲姊妹一样的亲切，我看见她因为我所采取的行动而难受，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

    安娜舒耶朋和其他许多朋友和工人，头一天便同我一起绝食。但是经过若干困难以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