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没有米下锅，横竖总要再当的了。你就数八个给他，余下的替我收好。”一霎时，申守尧把钱拿了出来，小狗子爬在地下给申老伯磕了一个头，方才接过铜钱，一头走，一头数了出去。

    秦太爷的做官秘诀：“该同人家争的地方，一点不可放松”（第四十三回，页20），都完全被他的大少爷学去了！

    第二幕完了。第三幕在制台衙门的客厅上（第四十四回，页11—16），第四幕在蕲州（第四十四回，页17；第四十五回，页6），第五幕在蕲州河里档子班的船上（第四十五回，页6—22），——都是绝好的活动写真，我不必多引了。

    这一长篇的“佐杂现形记”真可算是很有精彩的描写，深刻之中有含蓄，嘲讽之中有诙谐，和最接近。这一部分最有文学趣味，也最有社会史料的价值。倘使全书都能有这样的风味，便成了第一流小说了。

    但作者终想贪多骛远，又把随凤占、钱琼光一班佐杂太爷抛开，又去写钦差大臣童子良（铁良）的话柄了。从此以后，这部书又回到话柄小说的地位上去。不久作者也就死了。

    我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曾说是一部模仿的讽刺小说（《胡适文存》二集，二卷，页173 以下）。鲁迅先生在他的（页327 以下）里另标出“谴责小说”的名目，把、、、等书都归入这一类。他这种区别是很有见地的。他说：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鲁迅先生最推崇，曾说：迨吴敬梓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目。（《小说史略》，页245）

    他又说：是后亦鲜以公心讽世之书如者。（同书，页253）

    鲁迅先生这样推重，故不愿把近代的谴责小说同并列。这种主张是我很赞同的。吴敬梓是个有学问，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梦想靠做小说吃饭，故他的小说是一部全神贯注的著作。他是个文学家，又受了颜习斋、李刚主、程绵庄一派的思想的影响，故他的讽刺能成为有见解的社会批评。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讽世；他的见解高，故能“哀而不愠，微而婉”。近世做谴责小说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穷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他们所谴责的往往都是当时公认的罪恶，正不用什么深刻的观察与高超的见解；只要有淋漓的刻画，过度的形容，便可以博一般人的欢迎了。故近世的谴责小说的意境都不高，其中如刘鹗之揭清官之恶，真可算是绝无而仅有的特别见解了。

    鲁迅先生批评的话也很公平，他说：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乃骤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同书，页329）

    这部书确是联缀许多“话柄”做成的，既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