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不能交给。奈何！（第24 页）

    但他老人家究竟是爱儿子的明白人，他后来想明白了，不但不反对儿子借钱升学，还买了一只黄皮箱送给他！于是，他筹借了四十多块银元，到杭州笕桥甲种农业学校去开始他的农学教育了。

    沈先生在这自传里写他父亲涤初先生屡次反对他升学，屡次逼他分担家用，屡次很严厉的责怪他，到头来还是很仁慈的谅解他，宽恕他。最尖锐的一次冲突是民国三年，他老人家坚决不许他儿子抛弃笕桥甲种农校而北去进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他老人家掉下眼泪来，对儿子说：……我将为经济逼死。你即使能毕业北京农业学校，你心安乎？！

    这一次他老人家很生气，逼着儿子写悔过书给笕桥陈校长，逼着他回笕桥去。

    儿子没法子，只能用骗计离开父亲，先去寻着他那在余姚钱庄做事的二哥，求他借四十银元做北行的旅费，又向他转借得一件皮袍，就跟他的同学偷跑到上海，搭轮船北去了。

    他进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做预科旁听生。过了半个月，父亲回信来了，虽然说母亲痛哭吃不下饭，但最后还答应将来“成全”儿子求学的志愿。又过了一个月，父亲听说借皮袍的人要讨还皮袍了，他老人家赶紧汇了四十银元来，叫儿子另买皮袍过冬！

    经过很困难的四整年，作者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毕业了。那是民国七年六月，他二十四岁，已结婚三年了。他不能不寻个职业好分担那个大家庭的经济负担了。经过了几个月的奔走，他得了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每月可得四十银元，由学生家供给膳宿。

    父亲要他每月自用十元，奇三十元供给家用并五弟的学费。他在北京做家庭教师的两年，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时期（民国七年到九年春）。他那时已受洗礼，成为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了。但他有时候也忍不住要在日记里诉说他的痛苦。自传里（第65 页）有这一段最老实也最感人的记载：父来谕责难。民八阴历年关，父病，指责更严厉，余极痛苦。（九年）一月二十日记云：“夜间写父禀，多自哀哀彼之语。书至十一点钟，苦恼甚，跪祷良久，续禀。……我节衣缩食，辛苦万状，他还说我欠节省。我不请客，不借钱，朋友都说我吝啬，他还说我应酬太多。我月薪四十元，东借西挪，以偿宿债，以助五弟，他还要我事养每月三十元。唉！我的父亲是最爱我的，遇了债主的逼债，就要骂我，就要生病。他今年已六十四岁，从十六岁管家，负债到如今，自朝至暮，勤勤恳恳的教书，节衣缩食，事事俭省，没有一次专为自己买肉吃。我母买肉给他吃，他还要骂她不省钱。我去年暑假回去，他偏自己上城买鱼肉给我吃，这鱼肉实在比鱼翅、燕窝好吃万万倍！他骂我欠节省，我有时不服，但看他自己含辛茹苦，勤奋教书的光景，我就佩服到万分。他爱我，我有时忘了。如今想起来，他到贫病交迫的光景，我为何不救！我囊中只剩几十个铜子，一二个月内须还的债几至百元，五弟又要我速寄十元，我此时尚想不着可借的人。……我实在有负我可爱的父亲，但我实在无法。求上帝赐福给我的父，祝我谋事快成功。

    我定要偿清我父的债。……

    我相信，在中国的古今传记文学里，从没有这样老实、亲切、感动人的文字；也从没有人肯这样、敢这样老实的叙述父子的关系，家庭的关系。

    这样一个家庭，多年积下来的债务要青年儿孙担负，老年的父母要青年的儿子“事养”，儿子没有寻着职业就得定婚、结婚、生儿女了，更小的弟妹也还需要刚寻到职业的儿子担负教育费。——这样的一个家庭是真可以“逼死英雄汉”的！试读沈先生（页55）民国七年十一月一日的日记，父谕命余月寄三十元。惟迄今二月之薪金已告罄。奈何！……苟无基督信仰，余将为钱逼死矣。

    沈宗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