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有了独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 新的意念。在这情形下，词曲升格为诗，小说和戏曲也升格为文学。这自然接受了“外国的 影响”，然而这也未尝不是“载道”；不过载的是新的道，并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不 分主从。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 己也在载另一种道，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

    创造社的浪漫的感伤的作风，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趋势。 他们强调“动的精神”，强调“灵肉冲突”，是依然在严肃的正视着人生的。然而礼教渐渐 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中国的暂时的繁荣里越来越大了，于是乎知识分子讲究生 活的趣味，讲究个人的好恶，讲究身边琐事，文坛上就出现了“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 更进一步讲究幽默，为幽默而幽默，无意义的幽默。幽默代替了严肃，文坛上一片空虚。一 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抬起了头，凭着“解放”的名字跨过了“健康”的边界，自然也跨过了 “严肃”的边界。然而这空虚只是暂时的，正如那繁荣是暂时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国主 义的大潮，时代又沉重起来了。

    接着是国民革命，接着是左右折磨；时代需要斗争，闲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这时候 鲁迅先生介绍了“一面是严肃与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这句话。这是时代的声音。可是 这严肃是更其严肃了；单是态度的严肃，艺术的严肃不成，得配合工作，现实的工作。似乎 就在这当儿有了“新鸳鸯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尽在那儿玩味自我的作家。他们自己 并不觉得在消遣自己，跟旧鸳鸯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时代，是时代缩短了那“严肃”的 尺度。这尺度还在争议之中，劈头来了抗战；一切是抗战，抗战自然是极度严肃的。可是八 年的抗战太沉重了，这中间不免要松一口气，这一松，尺度就放宽了些；文学带着消消遣， 似乎也是应该的。

    胜利突然而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人民性”的强调，重行紧缩了“严肃”那尺度。 这“人民性”也是一种道。到了现在，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 然”。不过太紧缩了那尺度，恐怕会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说的错误，目下黄色和粉色刊物 的风起云涌，固然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 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这是运用 “严肃”的尺度的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

    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３—２５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日《中国作家》第１卷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