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偷笑了一次。黎宛冰借着记者身份，该看的不该看的都看了：边远山区、老少边穷、邪教形成、互联网骗局、行为艺术、愤青、流氓作家。比如：“...这个小城和中国的大多数小县城没有多少区别，唯一能标明它是座城市的是，一个街心的广场，广场上有一座矫揉造作的雕塑，这些僵硬的人手心向天，你争我夺地顶着一只球。我在小城里总见到这样的雕塑，以各种形式顶个球：工农兵顶个球 民主和科学顶个球 人类和动物顶个球 虚构和现实顶个球 男人和女人顶个球，它们分布在许多城市里，变成标志城市文明的丑陋景观。”再比如：“...我对村长说：您唱歌真好听。村长笑着说：这算啥，新郎倌唱得才好听呢，他唱的都是流行的。”又比如：“...我们刚刚来到喝晚茶的地方，天空开始飘下鹅毛大雪，季康抒发着70年代末的文学情怀，来吧，就让这场雪好好地荡涤人间阴暗，他夸张地张开双臂，和我们每个人都拥抱了一下，我们轮番拥抱，尽显革命战友的情谊。”

    至于这本小说能不能让“人人都说我爱你”，我有两点担心。第一个担心是故事性不强。虽然故事完全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描述生活状态，但是故事是大众的阅读期待。我有一天回家，看见老妈在聚精会神看电视剧，电视剧里三男三女，多角恋爱，之后老妈在饭桌上不厌其烦地向我描述了这个多角故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于是我得出结论，“老妪能解”从白居易时代到今天都是流行的必要标准，而“老妪能解”的必要条件是有故事。第二个担心是逻辑不够流畅。比如结构可以转承起合得更紧凑，比如语言可以修剪得更干净。

    从出生年月来看，黎宛冰属于七十年代。无论七十年代的作家如何挨骂，舞台迟早会被他们占据。无论他人如何贬低和否认，七十年代的作家没了太多“苦大仇深”，有了足够的中西学养，少了条条框框，多了万卷书万里路的历练，后现代新古典，更完整意义上的小说文字早晚会在他们笔下产生。黎宛冰的《人人都说我爱你》是这艰难过程中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