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哥哥从此不再到我家来了，最后完全失踪了。我怨戴莱丝的命不好，也怨我自己的命不好，竟有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于是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恳切地劝她赶快摆脱这么一个危险的家庭。这件事把我爱漂亮内衣的癖好医好了，从此以后，我只容很普通的内衣，这就跟我装束的其余部分比较协调了。

    这样一来，我的改革算完成了，往后我只想到如何使这种改革巩固起来，持续下去；我极力把别人对我的非议以及在做本身是美好和合理的事情时怕人指责的顾虑抛到脑后。由于我的作品出了名，我的决心也出了名，这给我招来许多主顾；因而我一开始营业就相当成功。然而，有好几个原因使我不能达到在别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那么大的成功。首先，我的身体不好，我刚害过的那场病还有些后遗症，一直没能让我恢复到原来那样的健康水平；而且我相信，我所信赖的医生叫我吃的苦，至少也不比疾病本身叫我吃的苦少。我先后找过莫朗、达朗、爱尔维修斯、马鲁安、蒂埃里，他们都很有学问，都是我的朋友，各以自己的方式给我治病，却并不能减轻我的痛苦，反而大大地削弱了我的体力。我越是遵循他们的教导，我就越黄、越瘦、越衰弱。我的想象力被他们吓坏了，我根据他们的药效来衡量我的病况，使我看到未死之前只有一连串的痛楚，又是尿闭，又是砂淋，又是结石。凡是能给别人减轻病痛的办法，如汤药，沐浴，放血等，都只能加剧我的病痛。我发现只有达朗的探条有点效力，能够暂时减轻一下痛苦，我认为没有它就活不成，就花大钱买了大量探条存着，以备万一达朗去世，我也终身有探条可用。在八九年当中，我经常用这种探条，连同存在手边的一齐计算，我买探条的钱足有五十金路易之多。很显然，这样耗钱、这样痛苦、这样难受的治疗，是不会让我专心致志去工作的，不会让一个垂死的人有很大的劲头去谋求他逐日的面包的。

    文学方面的工作又构成了另一种分心，对我日常工作的妨害不下于疾病。我的文章一出版，那些文艺卫道士就不约而同地扑到我身上来了。我一看，那么多的若斯先生连问题都没有搞懂，就想拿出大师的派头来下断语，我就拿起笔来，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几个，使得没有人敢支持他们。有个什么戈蒂埃先生，南锡人，是第一个倒在我的笔下的。在我写给格里姆先生的一封信中，我把他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番。第二个就是斯塔尼斯拉夫王本人，他却没有肯跟我较量下去。承他那么看得起我，我在答复他时不得不换个笔调，我采取了一种更加庄重的笔调，但同样强硬有力；我一方面不对作者失敬，另一方面却又充分驳斥了他的作品。我知道有个耶稣会教士叫默努神父的，在那篇作品里插过手。我就凭我的判断，辨别出哪些是国王的手笔，哪些是僧侣的手笔；我毫不留情地抨击所有耶稣会派的语句，顺便还抓住了一个颠倒时代的错误，这个错误，我深信只有那神父才搞得出来的。这篇文章，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象我别的文章那样出名，但直到现在为止，在它那一类型中是篇独一无二的作品。我抓住这个送上门的机会，在这篇文章里使公众知道，一个平头百姓也能捍卫真理，乃至和一个君主抗衡。同时也很难选择一种笔调，能比我为答复他而采取的笔调更高傲更恭敬的了。我总算很幸运，遇到这样一个对手，我心里对他充满着钦敬之忱，又能把这钦敬之忱向他表达出来而不失之于谄佞；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却又始终不失身份。我的朋友们为我惊慌起来，以为我巴士底狱是坐定了。这种畏惧，我连片刻都不曾有过。我完全做对了。那位善良的国王看到我的答复之后说：“我领教了，再也不惹他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受到他种种不同的钦敬和善意的表示，其中有几次我将来是要提到的；而我那篇文章因此也就在法国和欧洲平平安安地流传，没有谁再从中寻找可指摘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