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得人家胡乱猜疑，以为她在其中有什么关系。我对她说，她所要求于我的可不是那么容易办到，但是，我既决心不惜以名誉为代价来补赎我的过错，只要是在名誉的容许范围内，当然愿意把她的名誉放到第一位。过一会儿就可以看到，我曾否实践了这个诺言。

    我可以发誓，我那不幸的热情当时远没有减弱它的力量，我从来也没有象那天一样，把我的索菲爱得那么热烈，那么亲切。但是，圣朗拜尔的信、责任感和对背信弃义行为的憎恶所给我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在这一次会面中，从头到尾，我的感官竟能让我在她身边保持着充分的平静，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要吻她的手。临别时，他就当着她的仆人们的面拥抱了我一下。这一吻，和我以前在树荫下有时偷偷摸摸给她的那些吻就太不相同了。对我来说，它成了一种保证，保证我又恢复了我对自己的控制力：我几乎可以断言，如果我的心能有时间在宁静中坚定下来的话，我用不了三个月就可以从根本上痊愈了。

    这里结束了我跟乌德托夫人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每人都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心理倾向从外表上去判断，但是在这种关系中，这位可爱的少妇在我身上引起的那种热情，也许任何人都不曾感受到的那种最强烈的热情，由于双方为义务、为荣誉、为爱情、为友谊作出的罕见的痛苦的牺牲，将在天人之间，永远值得人们尊敬。我们彼此都在对方的眼里把自己提得太高了，不可能轻易自甘堕落。一个人除非不值得别人的任何尊敬，才肯失掉如此宝贵的尊敬；我们的强烈的感情是可能使我们犯罪的，但也正因为它是强烈的，才防止了我们去犯罪。

    就这样，我跟这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我曾保持那么长久的友谊，而另一个，我曾怀有那么热烈的爱情——在一天之内部分别珍重告别了：一个告别后就终身不再相见，另一个告别后只重逢过两次，在什么情况下，下文我再说明。

    她们走了之后，我就感到非常为难，因为我要尽那么多急迫而又互相矛盾的义务——这些都是我过去做事不慎所产生的后果。如果我在正常状态下，在这次日内瓦之行经人提出和遭到我拒绝之后，尽可以安安静静地待下去，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我已经愚蠢地把日内瓦之行搞成一件不能就此了结的事情，我除非迁出退隐庐，否则以后就必须再作解释；可是我又已经跟乌德托夫人讲定，不迁出退隐庐，至少暂时不迁。而且，她又曾要求我在我的那些所谓朋友面前说明一下我拒绝这次旅行的理由，以免人家说是她策动的。然而我若说出真正的原因，就不能不辱没埃皮奈夫人。论埃皮奈夫人为我做过的一切，我当然是要感激她的。左思右想，我发现我正面临着这样严酷的、却又不能避免的抉择：或者是对不起埃皮奈夫人，或者是对不起乌德托夫人，再不然就对不起我自己；我采取了最后这条道路。我坚决地、彻底地、毫不动摇地采取了这条道路，怀着一种慷慨牺牲的精神，一定要洗清那些把我逼到这种窘境的过错。这种牺牲，我的仇人曾巧妙地加以利用，并且也许是他们早就等待着的，它造成了我的名誉的破产，并且由于他们的活动，把社会上对我的尊敬全剥夺净尽了；但是它恢复了我对我自己的尊敬，并且在我的种种不幸之中使我得到安慰。人们将可以看到，这不是我作出这样的牺牲的第一次，也不是人家利用我的牺牲来打击我的最后一次，

    格里姆是唯一在表面上与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我就决计向他申诉。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把这次日内瓦之行作为我的一种义务来看，未免有点可笑，我在旅途中对埃皮奈夫人不但毫无用处，甚至会造成麻烦，而且旅行的结果又会给我带来种种不便。我在这封信里还情不自禁地让他看出，我是知道底细的，人们认为我应该作这次旅行，而他自己却脱了身，别人连提也不提他，我觉得很离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