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必须承认，这些信都不会怎样使人佩服我的理智的。但是我告诉他说，在任何事情上，我都不愿在表面上显得比实际上更好，因此他尽可以把那些信留在迪舍纳手里。后来究竟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部书的出版，没有引起我所有的作品出版时曾博得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彩声。从来没有一部著作曾获得那么多的私下的颂扬，也从来没有一部著作曾获得那么少的公开的赞美。最有能力评论我这部书的人们对我说的话，给我写的信，都证实这是我最好的作品，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但是所有这些意见，说出时都带着最离奇的谨慎态度，就仿佛要说这部书好，非得保密不可。布弗莱夫人告诉我说，这部书的作者理应给树铜像，值得受一切人的推崇，信未却毫不客气地请我把原信退回；达朗贝写信给我说，这部著作决定了我的优越，应该把我放到全体文学家的领袖地位，信末却不署名，虽然他前此给我写的许多信没有一封不是署了名的；杜克洛是靠得住的朋友，为人真诚，但是很圆通，他很重视这部书，却避免用书信对我说；拉·孔达米纳抓住《信条录》东拉西扯；克莱罗在他的来信里也只谈那一篇；但是他敢于表示他读这篇文章时所受到的感动，并且明明白白对我说这次阅读温暖了他那颗衰老的心：在接受我赠送的这部书的所有人之中，只有他一人大声地、自由地对大家说出了他对这部书的全部好评。

    在这部书公开出售前，我也送了一本给马达斯，他又把这本书借给斯特拉斯堡总督的父亲、参议员布莱尔先生看了。布莱尔先生有所别墅在圣格拉田，马达斯是他的老熟人，有时得便就到那里去看看他。他使他在《爱弥儿》公开出售之前先谈到这部书。布莱尔先生把书还给他的时候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当天就传到我耳朵里来了：“马达斯先生，这是部极好的书，但是不久就会众口喧腾，超过作者所希望的程度。”当他向我转述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发笑，觉得那是一个做文官的人自高自大的习气，不管说什么都要带点神秘色彩。种种令人不安的话，凡是传到我耳朵里来的，都没有比这句话给我更深的印象。我远没有料到我已经濒于灾难的边缘，却坚信我的书既有益处，又写得好，坚信我在各方面都合乎规定，坚信——如我当时以为确有把握的那样——我有卢森堡夫人的全力支持，甚至还有主管部门的爱护，所以我深自庆幸我是在节节胜利之中抽身，在压倒一切忌妒者的时候撒手，还以为我这个决定非常之妙呢。

    这部书的出版，只有一件事叫我担忧，而这种担忧，并不是为了我的安全，而是为了良心的宁静。在退隐庐，在蒙莫朗西，我曾就近看到，并且愤慨地看到，人们为了不顾一切地维护王爷们的娱乐，就叫那些不幸的农民大遭其殃。农民出于无奈，只好忍受那些供射猎的野兽糟蹋他们的田地，除以声响惊走野兽外不敢用其他方法来自卫；他们不得不在他们的蚕豆和豌豆田里过夜，带着铁锅、鼓、铃裆吓走野猪。我亲眼见到夏洛伊瓦伯爵对待这些穷人的那种野蛮的无情手段，便在《爱弥儿》的末尾把这种暴行骂了几句，这就违反了我的处世原则，并使我后来为此还吃了亏。那时我听说孔蒂亲王先生的随从在亲王的田产上也同样残酷；我是深深敬仰和感激这位亲王的，生怕他把我由于人道感受了刺激而骂他叔父的那几句话误认为是骂他而见怪。然而，我的良心告诉我对这件事尽可处之泰然，我凭这点良知也就把心放下了。我这样做对了。至少，我从没有听说这位亲王曾稍微注意到这个段落——本来这个段落是在我荣幸地认识他之前很久就写出来了。

    在我的书出版之前或之后不几天（我记得不很清楚了），曾出现另一部同样题材的作品，逐字逐句都是从我的第一卷里抽出来的，外加上若干无谓之词，穿插在这篇摘抄里。这部书上的署名是一个日内瓦人，叫作巴勒克赛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