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的感情，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伦敦，对他有好感，仰慕。第二阶段是回到北京，两人再见面，母亲可能愈来愈欢喜他。那种欢喜，比一般友谊更深，但仍非外界所想像的爱情关系。这可从两份文件上看出来，一是徐志摩遇难，母亲写的追悼文；另一是为了向凌叔华借阅徐志摩康桥日记事，给胡适的一封信。这两份文件过去一直找不到，现在发现它们，足可证明母亲对徐志摩的真正感情——是性灵上的友情，而非俗世里的爱情。

    要知道，在七十年前的中国，男女朋友间的感情，在有名望的人之间，可不像现在这麼简单，社會舆情压力极大。而母亲以如此坦直的态度写入悼文、告诉胡适，可见她心中没有阴影。如果她确有半点暧昧，她必定避而不谈，以免愈描愈黑。以母亲平常做人的态度，以我们对她的了解，她不是一个會对自己说谎的人。

    这几十年来，很多人相信市井间流传的故事，认为林徽音对徐志摩态度模稜两可，害得徐单恋多年，最後还为了赶去听她演讲而摔了飞机，言下多少有点责怪林徽音「玩弄」了徐志摩的感情，这实在是一桩冤案，是不懂林徽音个性和为人的说法。大家只要看了上述两份文件，自會有公平的论断。尤其是给胡适的信，最具可信性。胡当时是北京文化圈公认的领袖，是徐志摩的好朋友，也是梁启超、林长民的朋友和弟子；小胡适十多岁的林徽音，以师友视胡适，一向尊重和信赖他，不會对他言不由衷。

    ◇父母以研究建筑 为终身职志

    我父母的结合，感情非常深厚，因为他们关心同一个事业——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们在一起，除了有爱情的基础，还有共同语言做基础，更宽广的事业前景做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可以说，徐志摩的精神追求，林徽音後来是完全理解的；反过来说，林徽音所追求的，徐志摩未必理解，更谈不到专业上的支持。从中国古建筑研究和美术创作的角度来看，梁思成和林徽音才是最好的搭档。 也许我就此可下个结论：如果林徽音当年嫁给了徐志摩，我们顶多只能有一个文学家的林徽音；因为她嫁给了梁思成，我们不仅有一个文学家的林徽音，还有一个建筑家的林徽音。

    父亲青年时代就有艺术倾向，他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在清华读书时，校刊里面的绘图、漫画，多出自父亲的手笔。祖父本来希望他出国学政治，母亲那时还是他的女朋友，劝他习建筑，於是两人就去美国学建筑。父母同入宾州大学，後来父亲入哈佛、母亲入耶鲁，继续深造。一九二八年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因为姑丈温源宁在那儿任总领事。母亲不愿穿西式白纱礼服，又没有中式礼服可穿，就设计了一套有「民族形式」带头饰的礼服，受到摄影记者的注意。他们回国後即以研究建筑为终身职志，也以「民族形式」为追求的理想目标。

    父母自美回国，初期在东北，以後在北京的「中国营造学社」和清华大学工作、任教，曾先後到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地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抗日逃难时，别的东西可以丢，调查资料和研究报告可是紧紧地抱在怀里。

    ◇父母与费正清夫妇 在美结为至交

    抗日期间，我家多半时间住在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是一个穷困和交通不便的乡村，物质生活条件极差，父母亲和他们的同事仍旧勤奋的工作。那时母亲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晚上咳嗽睡不著。没有医生，没有药，甚至连体温计都没有。但是她仍然强撑著。有一天，他们的老朋友美国的费正清教授夫妇来探望他们，看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十分感慨的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於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