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把政治分为四等，最上等的领导者无为而治，人民只知道有国君，而不感觉到其势力，各顺其性，各安其生。换句现代语汇来说，即一切都制度化，每个人依循运作模式，各负责其工作，达成其任务。

    其次是必须努力去讨好人民，让民众感觉到其德政，不断地赞誉他，也不断地表示自己的支持这种刻意努力的领导者，充分显示一切未步入轨道，未正常化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口号喊得愈响的，领袖愈不断需要人民表态的，便代表其尚有需要努力克服的缺陷。”

    再次等的领导者，就必须用严刑峻法来吓唬部属了，让人民至少在表面对他畏惧。这表示情势不安，统治者不得不板起面孔，以维持秩序及正常运转。

    最末一等的领导者，则看不起民众，喜欢用权术以表现他的聪明这种领导人本身诚信不足，人民也不会相信他。

    所以真正的政治领袖，会努力建立制度化的常模，不喊口号，也不刻意呼吁民众效忠，时机不成熟，绝不发号施令。有耐心地维持住常态的努力工作，让一切顺理成章的达成其目标，人民感受不出领导者的手段，只认为一切本来便应该如此。

    法家的学说源自于老子的“道学，以建立制度来维持政治的常态运作，这的确是富国强兵、维持长治久安的好方法只是商殃和孝公都急于尝试这新制度的力量，因此在政治力量尚未完全生根时便急于向外扩充，虽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也把秦国带进了扩张主义的不归路。”

    扩张的结果，使现有制度无法承受其需求，因此张仪必须用权谋来维持王朝的声势，到了秦昭襄王时代，更不得不发动军事恐怖主义，来让民众畏之如虎狼了。

    秦始皇的统一中国，使扩张主义达到最高层次，但王朝的力量也已显出力不从心的情形了秦始皇从统一前强有力的精明领袖，变成神经质的暴君，晚年更酿成焚书坑儒的惨剧扶苏、蒙恬、李斯、赵高等的强烈内斗，不择手段，使法治精神破坏无遗，已成了老子所谓畏之、侮之的最下等境界了。

    殷通的态度充分显示秦王朝统一以后，其文化已趋于僵化，一味相信权术和投机，真是老子所谓的：“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一个理想的体制，如果不能配合其环境发展掌握再生的契机，同样会趋于衰败的。

    老子的“无为而治”、“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便在强调一切配合环境需要，顺其自然，该改则改，须止则止，才能永远维持体制永久不休止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