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算打好了仗。

    事实上，从1932年春开始，林彪就暗自憋劲与彭德怀一试高低，一心要超过这位敦厚朴实的军团长。这是一场灵鹰与雄狮之间的、同志式的较量与竞争。

    1932年春，聂荣臻走马上任，担任了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

    聂荣臻上任没几天，发现林彪有一个神秘的小本子，经常随身装在口袋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指挥的历次战役和战役中歼敌、俘虏、缴获战利品的数字。而一旦谈论到这些数字，林彪便立刻变得神采飞扬，他掏出小本子一页页往下念，平素木讷古板的脸上顿时容光焕发，他的部下便知道，“军团长又活了”。

    1933年春，林彪在他的小本子上，又写上了这样一行文字，“1933年2月，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林彪为何对这次战役如此重视呢?

    黄陂、草台岗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打的最大的一次伏击战。战役的全胜，使林彪善于组织大部队、大兵团作战的传闻更加为人们所折服，“常胜将军”的美名也不胫而走。有一次，当他的老部下吴法宪向他请教作战要诀时，林彪不无得意地引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例，对吴法宪传授道：

    我有“常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

    黄陂、草台岗战役的关键，是红军极其准确地把握住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稍纵即逝的一线机会。

    1932年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人马，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当时，毛泽东已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逐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位置，剥夺了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决策权。前线指挥由朱德、周恩来担任。“围剿”一开始，敌人主力即由西北向东南齐头并进，步步紧逼。到1933年2月初，敌中路军以十个师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前进。12日，红军进攻南丰，示形于敌。敌军为救援南丰，与红军主力决战，以第一纵队之五十二、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向宜黄南部急进，将整个左翼裸露于红军的面前。

    这时，红军总部当机立断，迅速命令红军主力自南丰撤退，隐蔽集中四五万优势兵力于黄陂以北地区，然后从两翼包抄北上。

    按照总部的部署，红军部队兵分左、右两翼。左翼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至黄陂一线设伏，整个左翼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翼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红军右侧。

    林彪作为此次战役战场指挥，在与彭德怀、董振堂等人商量后，决定左翼采取平行路线，隐蔽接敌，准备以伏击、侧击、兜击等手段，从左至右逐次消灭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大家约定，以林彪打响的枪声作为总攻信号。

    2月下旬，适逢连日阴雨，白天山野昏暗，浓雾笼罩山头，不见人影，入夜则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加之道路泥泞，又粘又滑，给部队进入设伏阵地带来了很多困难。27日拂晓前，徐彦刚、罗瑞卿率七、九两个师和炮兵连在右，林彪、聂荣臻率十、十一两个师在左，同时进入阵地。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并进，在红一军团之后依次摆开。各师、团、营迅速展开，隐蔽于丛山密林之中。

    红一军团的军团部和红十一师指挥所设在一道山沟里。山沟东口便是大路，相距仅一千余米。由于红十一师位于谷口，很容易被敌人突破，林彪不放心。他亲自检查了十一师的阵地，要求他们加强西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