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每个人就能用一个子女来取代他的存在。考虑到一小部分人已经不婚不育的事实，再扣除随时难免的车祸等原因引起的夭折，家庭平均人口可以略多一些。即使这样，它给配偶关系的机制仍然构成了较大的包袱。子女少使包袱减轻，这意味着要在其它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维持配偶的紧密关系。但是，从长远上说，这一危险比选择令人窒息的拥挤所造成的危险要小得多。

    归纳起来说，保证世界和平的最好办法是广泛提倡避孕或流产。流产是一种严厉的措施，可能会引起严重的情感动荡。而且，一旦受精卵形成，它就构成了一个社会新成员；毁灭它实际上是一种攻击行为，而攻击行为正是我们试图控制的行为模式。显而易见，避孕较为可取，反对避孕的宗教或其它“道德”派必须正视这一事实：他们搞的是贩卖战争的危险勾当。

    既然提出了宗教问题，也许值得更仔细地看看这一奇怪的动物行为，然后再探讨人类攻击活动的其它侧面。这一课题不好对付。但是，作为动物学家，我们必须观察实际发生的是什么，而不是听别人说的想当然发生的事情。经过观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行为的意义上来说，宗教活动是大群人长期反复表现的顺从行为，目的是让一位高踞于上的霸主息怒。这位至高无上者在不同的文化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其共同之处总是威力无比。有的时候，它借助一种动物的外形，或者是理想化的动物形象。有的时候，它被描绘成一位智者和长者。有的时候，它又变成更抽象的东西，干脆被称为“那种样子”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对它表示顺从的动作也可能是双目闭拢、头部低垂、双手合十作乞求状，有时双膝跪下、叩头及地、甚而至于五体投地，常常还口中念念有词，或吟唱赞美诗，或恸哭以诉哀。倘若顺从的祈祷奏效，至高无上者就不再动怒。因为它威力无边，所以祈祷仪式要定期频繁举行，以免它怒气上升。这位至高无上者常常——当然并非任何时候——被称为神。

    既然没有一位神的存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为什么又被人造出来了呢？答案要回到我们祖先的进化中去找。在我们进化而为合作的猎手之前，我们生活的社群一定和今天猴子和猿类的社群相当。在典型的情况下，每一社群都由一位雄性支配。他是上司、是霸主，每一位成员都不敢激怒他，否则就要自食苦果。在保护群体安全使其免受外来危险中，在解决群体成员的纷争中，他也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群体成员终生都绕着这位至高无上者转动。他威力无比的角色使他拥有与神相似的地位。现在回头来看看我们的直系祖先。显然，由于集体狩猎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合作精神，所以首领使用个人权威就必须受到严重的限制，如果他要保持群体成员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忠诚的话。群体成员必须心甘情愿接受他的权威，而不仅仅是畏惧他的权威。首领要更加和他们“打成一片”。老式的猴王暴君难得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更具宽容态度、更富合作精神的裸猿首领。这个步骤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型的“互助”组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又引发了一个问题。头号人物的绝对统治让位于受到限制的统治之后，他再也不能享受毫无疑问的忠诚。这一事态变化对新型的社会体系是至为重要的，可是它又留下了一个缺口。从我们悠远的背景看来，就需要一位全能的人物，他能把群体的所有成员置于控制之下；这个空白由一位人造的神来填补。神的影响就可以弥补首领影响的不足。

    乍一看，宗教大获成功使人吃惊。然而，其极端的潜力只不过是我们基本生物倾向的潜力而已；这一生物倾向是直接从我们的猿猴祖先遗传下来的。这一倾向是：服从群体中一位威力无比、身居统治地位的成员。正由于此，宗教作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手段，已被证明是无比宝贵的。既然人类进化中环境因素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