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道义quot;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quot;不可夺quot;之quot;志quot;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认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quot;公共知识分子quot;，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quot;铁肩担道义quot;。

    本书在写到被公认为quot;宋史泰斗quot;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时，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羡林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个词：quot;后死者quot;--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仅是quot;研究者quot;与quot;被研究者quot;的关系，更是quot;后死者quot;与quot;先行者quot;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quot;托付quot;，后死者对先行者有quot;责任quot;和quot;承担quot;，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quot;接着往下讲，往下做quot;的历史使命。在这里，我可以向诸位坦白我的一个追求：我研究鲁迅，不仅要quot;讲鲁迅quot;，而且要quot;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quot;（鼓掌）。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承担意识；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历史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知识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我觉得在两个时刻，特别显得重要。一个是民族危难的时刻。本书写到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在北平沦陷时期就这样对启功先生说：quot;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quot;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挽联中赞誉他quot;生死护中华quot;，说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

    第79节：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文/钱理群(7)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quot;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quot;，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quot;精神坚守quot;的历史责任，大学，也包括北京大学，就越应该发挥quot;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quot;的quot;精神堡垒，圣地quot;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在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我这样写道：quot;无论如何，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quot;，quot;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quot;，因为quot;经不起各种磨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quot;。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quot;幸而还有他，不然，我们就太可怜，太可悲了。当我陷入浮躁，陷入沮丧，颓废，绝望时，想起燕南园那间小屋里那盏灯，我的心就平静起来，有了温馨与安宁，有了奋进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