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竟把自己的眼皮割了下来。当他把割下的眼皮掷在地上时，奇迹出现了，在眼皮落处，瞬时长出了一株婆娑大树。大家在惊奇之余，把树上的叶片摘下一些煮尝，一口落肚，精神倍增，睡意顿消，如此就产生了茶这种圣树和出现了茶这种饮料。那么，我国的茶业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滥觞的呢？本世纪３０年代，在美国出版的一部《茶叶全书》中，对此也有这样一段记载，称中国有一个叫迦罗的僧人，“于魏代由印度研究佛学归来，携回茶树七株，栽培于四川之泯山”。书中把我国的茶树，隐约说成是由印度引种的，实属无稽之谈。我国清人笔记《陇蜀余闻》记述：蒙山“上清峰，其巅一石，大如数间屋，有茶七株生石上，无缝罅，云是甘露大师手植”；以及《亦复如是》：名山县蒙顶，“有茶七株，名曰仙茶，云系甘露大师俗性吴所手植者，其种来自西域”等记载传来改去而形成的。迦罗是甘露、泯山是名山或蒙山的音译。其实，佛教界传颂的上述这些佛祖、僧人对茶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无非是茶对佛教重要的一种说明。因为众所周知，茶源于中国，世界各地种茶、制茶、饮茶乃至茶俗等等，都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入，在传播过程中佛教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茶叶受到佛教各宗各派的普遍重视，以致在所有名寺大庙中间，不但设有专门招待上客的茶寮或茶室，甚至有些法器也用茶来命名。如多数寺庙的佛殿和法堂中，都设有钟、鼓，常常钟鼓长鸣。假如庙中只有一钟一鼓，一般设在南面，左钟右鼓。如果设有两鼓，则两鼓分设北面的墙角；设在东北角的，叫“法鼓”，设在西北角的，就称“茶鼓”。很明显，这“茶鼓”，无疑也是佛教崇尚茶叶的一种信据。

    因为茶和佛教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在南方许多寺庙，特别在中唐以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所吟：“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唐朝寺院的寺前、院中、庙后、墙外，往往都种之以茶，自种、自制、自饮。正因为这样，自唐朝以后，各地寺庙和历代名僧为我们在史籍中留下了不可胜计的茶史资料。只要对《全唐诗》稍作浏览，就能１９１茶文化篇即时勾勒出唐代寺庙饮茶的风尚。如诗僧齐己《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诗中吟：“枪旗冉冉绿丛园，谷雨初晴叫杜鹃。

    摘带岳华蒸晓露，碾和松粉煮春泉。”郑巢在《送琇上人》诗中的意境称：“古殿焚香处，清羸坐石棱。茶烟开瓦雪，鹤迹上潭冰。”刘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云：“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坐久东楼望，钟声振夕阳。”曹松《宿溪僧院》也有“少年云溪里，禅心夜更闲；煎茶留静者，靠月坐苍山”的诗句。从上录这些史料中，不难看出，唐代寺庙饮茶的时间，从初春到寒冬，终年不辍；在一天中，从早到晚，从日落一直到深夜，所谓“穷日继夜”。再以饮茶的场合说，如牟融《游报本寺》诗句称：“茶烟袅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径苔”。

    李嘉佑《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公房》诗吟：“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磬长”；“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有“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之句。还有李中《赠上都先业大师》的“有时乘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以及黄滔的“系马松间不忍归，数巡香茗一枰棋”等诗句。都反映了唐朝寺庙中，不只诵经、坐禅、做功时要饮茶，饭店、纳凉、休息、吟诗、下棋等各种场合，也离不开茶。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唐时赵州高僧从稔禅师，有一句口头禅，就叫“吃茶去”。有关无关，开口闭口，都是说“吃茶去”。这当然是一个典型例子。赵州在北方，北方寺庙中饮茶已如此普遍，其时南方各寺庙中饮茶之盛，由此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