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了。歌德塑造了一种强健、具有高度文化修养、体态灵巧、有自制力、崇敬自己的人，这种人敢于把大自然的全部领域和财富施予自己，他强健得足以承受这样的自由；一种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出于坚强而忍受的人，因为在平凡天性要毁灭的场合，他们懂得去获取他的利益；一种无所禁忌的人，除了软弱，不管它被叫做罪恶还是德行……这样一个解放了的精神带着快乐而信赖的宿命论置身于万物之中，置身于一种信仰：唯有个体被抛弃，在全之中万物得到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然而一个这样的信仰是一切可能的信仰中最高的：我用酒神的名字来命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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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十九世纪也是追求歌德作为个人所追求过的一切东西：理解和肯定一切，接纳每样东西，大胆的实在论，崇敬一切事实。何以总的结果却不是歌德，而是混乱，虚无主义的悲叹，不知何来何往，一种在实践中不断驱迫人回溯十八世纪的疲惫的本能？（例如情感浪漫主义，博爱和多愁善感，趣味上的女性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莫非十九世纪，特别是它的末叶，仅是一个强化的野蛮化的十八世纪，即一个颓废世纪？那么莫非歌德不但对于德国，而且对于欧洲，仅是一个意外事件，一个美好的徒劳之举？——然而，如果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伟人，就曲解了他们。一个人懂得不向伟人要求利益，也许这本身就属于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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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德是使我肃起敬的最后一个德国人，他大约感受到了我所感受到的三件事，——我们对于“十字架”的意见也一致……常常有人问我，究竟为何要用德文写作，因为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祖国这样糟糕地被人阅读。可是终究有谁知道，我是否还希望在今日被人阅读？——创造时间无奈其何的事物，为了小小的不朽而致力于形式和质料——我还从未谦虚得向自己要求更少。格言和警句是“永恒”之形式，我在这方面是德国首屈一指的大师；我的虚荣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

    （周国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