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竟至于支配了个别科学部门的理想。我对整个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学府一直存有异议，它们从经验中只了解到社团的衰败形态，并且完全不知羞愧地把自身的衰败本能用作社会价值判断标准。衰落的生命，一切组织力即分离、挖掘鸿沟、使人服从和指挥的力量的丧失，被今日的社会学公式化为理想……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是颓废者，但赫伯特·斯宾塞先生也是一个颓废者，——他在利他主义的胜利中看到了某种值得盼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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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自由观。一件事物的价值有时候并不在于靠它所获得的，而在于为它所付出的，——它使我们所花费的。我举一个例子。自由主义机构一旦建立，就立刻不再是自由主义的了，此后没有比自由主义机构更加严重和彻底地损害自由的东西了。人们诚然知道它们做了些什么：它们暗中损害强力意志，它们拉平山岳和沟壑，并将此抬举为道德，它们渺小、怯懦而又沾沾自喜地行事，，——畜群动物总是靠了它们而高奏凯歌。直截了当地说，自由主义就是使人类畜群动物化……这同一种机构只要它们还将以战斗争取什么，就会发生迥异的作用；它们就在事实上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促进自由。仔细看来，发生这种作用的是战争，为自由主义机构而进行的战争，它作为战争而使非自由主义的本能得以延续。而战争则导致自由。因为，什么是自由？就是一个人有自己承担责任的意志。就是一个人坚守分离我们的距离。就是一个人变得对艰难、劳苦、匮乏乃至对生命更加不在意。就是一个人准备着为他的事业牺牲人们包括他自己。自由意味着男性本能、好战喜胜本能支配其他本能，例如支配“幸福”本能。自由人有着何等自由的精神，践踏着小商贩、基督徒、母牛、女人、英国人和其他民主分子所梦想的可怜的舒适。自由人是战士。——在个人抑或在民族，自由依据什么来衡量呢？依据必须克服的阻力，依据保持在上所付出的努力。自由人的最高类型必须到最大阻力恒久地被克服的地方去寻找：离暴政咫尺之远，紧接被奴役的危险。这一点在心理学上是真实的，因为一个在“暴君”统治下领悟了无情的、可怕的本能，它要求最大限度的权威和自我训练（尤里乌斯·恺撒是最光辉的典范）；这在政治上也是真实的，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了。曾经有过一定价值、变得有一定价值的民族决不是在自由主义机构下变得如此的，巨大的危险把它们造就成令人敬畏的东西，危险教导我们开始认识我们的救助手段，我们的德行，我们的盾和矛，我们的精神，——危险迫使我们坚强……第一原理：一个人必须有必要坚强，否则决不会坚强，——那些培育坚强、最坚强类型的人的伟大温室，罗马和威尼斯类型的贵族社会，深知我所理解的含义上的自由：它是一个人所具有而又不具有的东西，一个人所想望的东西，一个人所赢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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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的批判，——我们的机构已经毫无用处，对此大家都有同感。但是责任不在它们，而在我们。在我们丢失了机构由之生长的一切本能之后，我们也就丢失了这些机构，因为我们不再适合于它们。民主主义在任何时代都是组织力衰退的形式，我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三百十八节中业已把现代民主政治及其半成品，如同“德意志帝国”一样，判为国家的没落形式。凡有机构，就必有一种意志、本能、命令、反自由主义到了恶毒的地步；必有要求传统、权威、世纪以上的责任、无限延续的世代的团结的意志。如果有了这样的意志，那么，类似罗马帝国的东西就有了根基；或者类似俄国，它是今日有肉体活力、能够等待、尚可许诺一点东西的唯一权力，——俄国是欧洲可怜的渺小政治和神经过敏的对立概念，它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而进入了一种批判状态……整个西方不再具有机构从中长出、未来从中长出的那种本能，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