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现象的统一性得救了——

    〈８９６〉

    反对伟人的斗争，得到经济学论据的辩护。这些理由是危险的，是偶然性、特殊性、暴风骤雨、力大无比、足以威胁缓缓建造起来的物体。对爆炸性的东西不仅要无害地卸载，如果可能，也要防止其卸载。因为它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基本本能。

    〈１０２５〉

    个别地、有步骤地、试探性地雇请一切可怕的东西。因为，使命想要承担文化；但是，在文化壮大到足以完成这一使命之前，它必须克制、缓解、隐蔽、甚至痛恨这一切。

    凡是在某种文化开始为害的地方，文化都会借以表示出一种畏惧关系，也就是表现出软弱。

    命题：一切善都是昔日可利用的恶。准则：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个别的人所能许给自己的激情愈可怕、愈大——因为它（他）有能力使激情变成手段——，其文化的水准就愈高——；一个人愈是平庸、软弱、谦卑、怯懦，则他干的事比恶还要坏。因为，他那里一定是个恶贯满盈的王国。最低等的人一定会到处见到恶的王国（也就是使他受到禁锢、与他为敌的王国）。

    〈９３３〉

    总而言之：对激情的统治，并不是削弱和取消激情！——

    意志作主的力愈大，激情就会有更多的自由。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渴求自由活动的空间，是由于具有更大的权力，它知道要雇请这些怪兽。

    “善良的人”同时位于每个不危险的和有用的事物之阶。因为，他是中间状态；共同的意识说明不必害怕谁，同时，尽管如此，也不应看轻谁。

    教育：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规范的利益而摧毁特殊人的手段。教育：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为平庸者着想而有害于特殊人的。

    只有当一种文化能够支配充盈的力的时候，它才可能变成特殊人、试验、危险、层次这些奢侈文化的温床——任何贵族政体的文化都属于这种趋向。

    〈６２〉

    对现代人的批判：“善良的人”都坏在不好的设施（暴君和传教士）的手里；——理性成了权威；——历史是对谬论的克服；——未来就是进步；——基督教国家（“军阵的上帝”）；——基督教的性冲动（或婚姻）；——“正义”王国（“人类”文化）；——“自由”。

    现代人的浪漫派姿态：——高贵的人（拜伦、维克多·雨果、乔治·桑①）——高贵的愤怒；——为激情所尊奉（是真实的“自然”）；——袒护被压迫者和败类，因为这是史学家和小说家的座右铭；——义务的斯多葛主义者；——是艺术和认识的“忘我性”；——是以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多愁善感的利己主义——为形式的、骗人的利他主义。

    ①乔治·桑（１８０４—１８７６）——法国著名小说家，原名奥罗尔·杜班，作品有《康素爱萝》等。——译者

    这一切构成了１８世纪。下述东西没有从中留传下来：无忧无虑、开朗、考究和精神的洒脱。精神改变了速度；避开了对精神的细腻和明快的享受，代之以欣赏色彩、和谐、群众、现实等等。这是精神现象的感觉论。简言之，这就是卢梭的１８世纪。

    〈９３７〉

    奥古斯丁·蒂埃里①于１８１４年读过戴蒙洛西埃②在其著作《论法兰西君主制》中说过的话：他以一声愤怒的呐喊作了回答，并且随之开始自己的写作。那种流亡者说：“获得自由的阶层，我们亲手释放的奴隶阶层，成了有纳税义务的人，新的人，对特权的铲除解放了你们，你们得以成为自由的人，而这种铲除却剥夺了我们跻身显贵的权利；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权利，对你们来说是恩典；我们同你们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是由我们自身构成的一个整体”。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