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明王朝，仍然有它本身自盛而衰的宿命过程：自洪武元年（1368年）至“土木之变”

    （1449年）的八十余年间，为社会经济重构期；自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

    到正德末年的七十多年，是明朝统治经济自我修复和调整期；自正德、嘉靖相交之际到万历中前期，乃商业经济新变化社会相对稳定的变革期；自万历中后期到崇祯末年（1644年）的半个世纪，乃社会土崩瓦解一步一滑落的溃决期。

    总体上讲，除了朱棣“靖难”篡位内战以及最后十几年内外交困大战的两个时期外，明朝二百多年间的对外武装冲突和境内离叛都不算严重，持续时间也不长。从“大局”上观察，明帝国社会大多时间段内处于稳定和平稳发展之中。明朝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积极有效，对内政令推行顺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传统方面极具总结性并传承空前。

    但是，明帝国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如果放置于当时世界意义的大舞台上观察，就难免显得逊色。特别是在火器制作、天文地理、历法运算等自然科学领域，大明王朝因中央帝国固步自封的意识，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而且，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全球，是世界性的地球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当郑和的辉煌远航被当作滥费国帑而遭故意尘封之后，中国人的冒险意识和进取精神，逐渐皆为泱泱大国心态和科举场屋钻营所遮蔽。放纵享乐的低俗欲望，取代了原先勃勃拓展的高尚萌动。

    成熟文明的崩溃，并非在于社会与个人陷于纵欲状态下的麻木不仁。而且，所谓的王朝宿命周期性也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暗喻。明朝的灭亡，同样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渐进的过程。但它在僵卧不动的边缘没有坚持太久，突然奇来的内部崩坍和蛮族外力结束了在旧时代的踽踽独行：农民战争的巨大消耗与女真蛮族令人瞠目结舌的突然崛起，终于把大明王朝在极短时间内推入了历史的鸿沟之中。

    一种长期平稳发展的文明，终于沦为充满暴力与自腥的末世。这个并不十分邪恶的旧时代，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屠龙骑士们最终用刀剑刻划上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明帝国灭亡前连一个让人喘息的回光反照时期都未曾享受过，但它也非经历过五代十国那样长久的“末世”期。满清统治者汲取了蒙古统治人群的失败经历，在使用短暂而骇人的血海恫赫之后，他们手持儒家传统的幌子，开始了庞大帝国处心积虑的经营。

    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并未被移置于一种更为广大的空间，这种毫无新意的平移置换，使中原王朝迈上了一种看似辉煌其实是原地踏步的停滞之途。

    古老的中华文明，并未在改朝换代中和“异质文化”的浸染下得以凤凰涅盘，而是陷于一种新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精神圈囿的窒息氛围。大辫子们这种“柔性”

    的精神摧残，表面上看似粘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理与文化间的裂痕，究其实也，于汉民族而言，这种摧灭对中华核心价值的腐蚀性和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超过十个“扬州十日”。

    万马齐喑中，在无尽的高压之下，我们的民族性格同趋变得消沉、靡顿和繁琐，昔日天真率直、极富文明创造力的人民，日益成为柔懦和忍耐的“顺民”。

    这种消极影响，持续至今日也未全然散尽。

    明王朝的丧钟响起之后，中国步入一种昏噩的长久的假寐期。令人泫然悲哀的是，明亡之后，经过又一个近三百年时间的轮回，继之而来的，是命中注定的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以及类西方“文明”蛮族的野蛮侵略。赫赫中央帝国的臣民，在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夷士兵眼中，竟成了荒诞可笑的脑后拖着猪尾巴小辫的“土着”。

    可悲的是，当满清龙旗在紫禁城的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