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终于成为核心“阁臣”。

    凡是入了官场的人们，皆似冬天挤在一起取暖的刺猬，不久就会相互刺痛对方。杨一清与张、桂二人相处日久，因处理锦衣卫指挥聂能迁一事意见不同结下梁子，最终发展到在皇帝面前互相攻击。相比之下，杨一清在嘉靖帝眼中“道德”

    形象的份量更重一些，一怒之中，他下诏把张、桂二人削职。但毕竟是自己“心头肉”，没过多久，嘉靖帝把二人先后召还入朝。郁郁之下，杨老头愤然退休，老姜终于不敌新葱。

    经过一次忽然打击，张璁“乖”了许多，对嘉靖皇帝更加谨慎小心，并取代杨一清当上了“首辅”。屁股决定脑袋。“国务总理”的位子坐好，先前属于“激进派”的张璁，一改昔时面目，凡事以因循为准则，不想也不必要再搞什么哗众取宠之事。后来，嘉靖皇帝日益沉迷道教，又要搞“天地分祀”，张璁不愿多事，非常“持重”地劝皇帝没必要弄“分祀”。

    殊不料，长江后浪推前浪，在朝内任给事中（七品言官）的夏言上疏皇帝，大力赞同进行“天地分祀”。张璁闻之大怒，如今角色互换，他变成了昔日杨廷和一般的保守派，便示意心腹霍韬等人拟文肆意辱骂、驳斥夏言。一伙人渲泄畅意，很是痛快。可他们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嘉靖皇帝与夏言二人意见相同，骂夏言，实际上就是不给皇帝面子。果然，嘉靖帝览文震怒，在把霍韬投入大狱的同时，对夏言升官晋爵，以示殊宠，并破格把他擢为侍读学士。此官虽不是太高，但得以时常面见皇上，属于高级秘书那种人。夏言为人仪表堂堂，口齿伶俐，进讲之时琅琅而言，一派道骨仙风，很让嘉靖帝欢喜。

    从朝野两方面讲，张璁先前兴“大礼仪”搞事，得罪人无数，独霸朝局，与桂萼联手整治异已，又结下无数梁子，在许多人眼中的形象就是气势熏炎的“黑老大”。夏言扬眉剑出鞘，无知者无畏，敢于与当朝首辅叫板，大家都倾心于他独行侠般智斗张璁的勇气，根本没人去想这位夏爷要皇帝进行“天地分祀”其实也是拍马屁。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待张璁知晓了什么叫做“小不忍则乱大谋”，朝议清议已势如潮水，老哥们感觉到自己失去皇上眷顾，只得悻悻然辞去，退休回家。这是嘉靖十四年的事情。

    张璁虽去职，并未惹嘉靖帝深恨，毕竟他是这位皇帝初入皇宫时最得力的依托者。嘉靖十四年，张璁患重病，皇帝还不时遣宦官到其家中送医送药，并赐皇帝自己平时服用的“仙丹”。又过三、四年，张璁终于病死于老家。嘉靖帝闻之震悼，认为这位臣子当初能“危（已）身奉上”，定其谥号为“文忠”，追赐太师。

    张璁一去，按顺序阁臣翟銮升居首辅。夏言于转年入阁，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身份参预机务。虽然排名在他前面的有崔銮和李时，可夏言如日中天，翟銮又是一个像皮图章加橡皮泥一样的官场“老好人”，因此，实际主持政务的非夏言莫属。

    经过“大礼仪”、杨一清主政、张璁执政，再至夏言入阁，一系列的政治斗争，牵涉无数人员的利害关系，时而制衡，时而联动，派系和山头林立。当一个朝代趋至鼎盛后，政治中心内部肯定会因权力分配滋生门户党争，量变、质变，最终侵蚀王朝的机体。

    夏言当了实际的首辅，他又是江西人（贵溪），同为老乡的严嵩自然感到了机会。在中国，同乡情谊是所有官场关系中最易结攀的条目之一，“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的老乡“政治”，其实是两千多年中国政治的具体而微者。此时的严嵩，经过官场多年历练，读书人的散淡早已凝结成趋炎附势的势利和“臣妾意态间”的柔和。低眉顺目加上老乡之间交谈中的亲切乡音，使夏言这样一个从中下级官员直窜入阁的性格执拗之人一见倾心，刻意对严嵩加以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