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关键屏障。中原政权一直倚山海关为峻险雄关，但五代时后晋的卢龙节度使周德威愚勇不为备，致使榆关被契丹人攻克，遂失屏障。

    从军事史角度上讲，山海关最重要、最出名的年代在明朝。“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一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并“筑山海卫城”

    ，又在山海关附近开设码头庄港，使其成为接转山东粮饷和向辽东转运的转输港。

    本来，明朝前期，主要边防力量皆在今天的山西、内蒙等地，严防退走大漠的蒙古人卷土重来。但是，明中期开始，东北满族分力兴起，辽东成为边防重地，明朝“竭尽四海之物力以奉榆关（山海关）”，每每在此处关垒内外布防重兵十数万人，成为阻止满洲铁骑入北京的最重要。由于是咽喉要地，“系天下安危于一垣”。几十年来，满族骑兵屡屡试探性进攻，但均于关前止步，无法逾此天险雄关，只能多次绕过山海关从别的隘口越过长城驰骋于华北平原。虽然克胜连连，但皆是得而失之，抢掠而去，原因正在于“山海关控制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

    即入其它口，而彼（明军）得绕我后路”（魏源《圣武记》），由此，“（清军）所克山东、直隶郡邑，辄不守而（弃）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

    山海关这一组庞大的防御体系，是经过明朝260 多年长期经营而最终完成，它以长城为主战，以山海关城为中心点，共有十大关隘、7 座卫城、37座敌台、14座烽火台等建筑组成，不仅主次分明，且点线呼应，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其十大关隘南从老龙头开始，中间经山海关城，东北延至一片石（九门口），共26公里，十座险关扼咽，重兴叠嶂，入海为城，确实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值得一提的是，民族英雄戚继关在平定东南沿海倭患后出镇蓟州，在山海关一带大修武备，训练士兵，改进武器，巩固了山海关一带的山海之防。

    王在晋本人并不知兵。他到任后，并无提出有价值的战略思想，只提出他自己的“八字方针”——拒奴抚虏，堵隘守关。后四字不必讲，核心内容是前四个字，拒奴，就是抵御女真的后金；抚虏，就是想大砸银子收买蒙古部落“以虏制奴。”此外，他还提出在山海关外重筑一关的不切实际的臭招。幸亏不久后，为明熹宗侍讲的大学士孙承宗前往山海关做实地考察，与袁崇焕等人一起否决了王在晋关外建关的荒谬建议。所以，这位王尚书在山海关几个月，基本没干实事，皇皇万言的奏书写了许多份，皆是书生空谈。

    别的大臣视辽东如畏途，大忠臣孙承宗却以大学士之尊，自己主动要求去山海关担任辽东经略。他到任后，推荐副总兵赵率教、满桂二人为助手，与袁崇焕一道，坚持力守关外的战略方针，在宁远、锦州一线布防，依托山海关，使之成为自努尔哈赤至皇太极均不能逾越的坚实防御体系。

    孙承宗派出将领至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各处筑缮城守，如此，自宁远城向前又推进二百多里，其间至山海关共四百里，加固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大防线。

    孙大学士卖命卖力如此，由于京城内大太监魏忠贤等人的迫害，他们以柳河之战明军损失几百人为口实（柳河之役是明将马世龙的冒失进攻，其实只是小规模战败，无碍大局），竭力攻击孙承宗，最后逼使他不得不请辞回家。

    孙承宗走后，阉党成员高第接手山海关防御。

    这位高第甫上任，出于胆怯，他就下令撤除宁锦防线，命外出明军回缩到山海关布防。为此，身在宁远的袁崇焕毅然抗命不从，表示宁可死于城中，决不回撤。袁崇焕坚决，别的明将不得不听命，纷纷从锦州、右屯等地狼狈回撤，丢失粮储无数。数十万辽民，也哭天喊地地被逼，只得重回关内。

    袁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