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服用300到500毫克镇静剂，科学的医疗方法比其官方法的有效率要高出成百上千倍(即使其它方法好像也起了一点作用，但我们却无法确切知道它们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可能是病情的自我缓解，即使是霍乱和精神分裂，不作祈祷或精神分析治疗也可能会自我缓解或康复)。放弃科学就意味着放弃了比空调、CD唱机、电吹风和高速汽车更多的东西。

    在狩猎和前农业时期，人类的期望寿命大约在20到30岁。在罗马后期和中世纪时期的西欧的情况下人的期望寿命也是同样，到1870年时，人的寿命还未达到40岁。1915年达到50岁，1930年60岁，1955年70岁，今天人的期望寿命已经达到80岁(女性稍高，男性略低)，其他国家正在跟着欧洲人寿命增长的速度在增长。是什么导致了人类会产生如此惊人和前所未有的变化？是病菌理论？公众卫生保健措施，药物和医疗技术。寿命的延长可能是衡量人类物质生活质量的最好的唯一标准了(倘使你死去了，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这是科学给人类的最宝贵礼物——没有任何东西能和生命的礼物相媲美。

    但是微生物却会变异。新疾病像野火般蔓延，在微生物传染和人们反传染之间存在着不断的斗争。我们要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不仅要研制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而且要不断深入地了解生命的本质，这就是基础研究。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想由于避免全球人口的增长和到21世纪后期时人口达到100亿或120亿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我们必须发明安全和更加有效的增加食物的方法，与此相配套的还有良种库、水利、灭虫、运输和冷藏。要有足够的可以接受的计划生育手段，要采取重要的措施，使妇女享有与男人同样的政治地位，提高最贫困人群的生活标准。没有科学和技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知道科学和技术源源不断地带给这个世界的并不仅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礼物。科学家不仅研制出了原子武器，还把政治领导人揪到面前，对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无论他们是哪个国家一一必须首先拥有一枚。于是他们制造出了6万多枚。在冷战时期，美国、前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为了准备核战争，竟情愿使自己的国民在对核武器的危害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遭受核辐射的危害。塔斯科基和阿拉巴马的医生欺骗一组老军人，在他们受辐射过重而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却让他们以为是在接受梅毒治疗。这伙残忍毒辣的纳粹医生臭名远扬。我们的技术制造了酞胺派啶酮、氟利昂、橙试剂、神经毒气，造成了大气和水污染、物种绝灭、我们的工业如此强大，能够破坏地球的气候。我们这个地球上大约有一半科学家至少是部分时间在为军事服务。尽管有少部分科学家被认为是局外人，他们勇敢地批评社会的弊病，并提早警告可能出现的技术灾难。但是、人们看到许多科学家还仅仅是只会抱怨的机会主义者，或者是愿为公司获利和生产大规模杀伤武器工作的人，他们从不考虑长期后果。科学成果带来了技术风险，对公认为正确而普遍接受的经验和知识构成了绝对的挑战，以及人们认为的科学的复杂性，都是人们不相信科学和回避科学的原故。因此，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疯狂的科学家的身影——星期六早晨儿童电视节目上穿着白大褂的狂人和从自称为鼻祖的福斯特斯博士本人到富兰肯斯坦博士、从斯特兰其拉夫博士到株罗纪公园大众文化中过分鼓吹的浮士德式的牺牲精神。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科学使品行不端的技术人员或贪污成性、痴迷于权力之争的政治家们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因此要抛弃科学。医学和农业的进步所挽救的人命比死于历史上各种战争中的人的总和要多得多。(原注：在最近一次吃饭时，我问聚会的来客们一一各种年龄的人都有，我估计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