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象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对一个至少是暂时迷失方向的民主政府开展广泛的和勇敢的不合作的榜样。

    泰勒还主张发展钻地式核弹头——这样敌对国家的地下指挥中心和深埋于地下的供领导层(及其家属)使用的掩蔽所就会遭到攻击并被消灭；而且对于一个敌对国家来说，只需100吨核弹头就足够了，清除地下建筑“不会产生一个伤员”：平民将事先得到警报。核战争将是人道的。

    正如我曾经写过的，爱德华·泰勒——在他快90岁时依然精力充沛、头脑清醒——与前苏联核武器研制小组一起发起了一场运动，企图开发和爆炸新一代高效的空间热核武器，以摧毁可能撞击地球的小行星或使之偏离轨道。我担心在附近的小行星轨道过早进行试验可能给我们的物种带来极大的危险。

    泰勒博士和我私下见过面。我们在科学会议、国内媒体和国会的秘密会议上辩论过。我们之间有极大的分歧，特别是对于星球大战、核冬天和小行星防御。也许所有这一切使我对他的看法不可救药地带上了主观色彩。尽管他是一个激烈的反共产主义者和技术热衷者，回顾他的一生，我从他不顾一切地为氢弹辩护中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氢弹的作用并非如你想象的那么坏；它可以用来保护世界免受其它氢弹的袭击，在科学和土木工程方面发挥作用，保护美国人免遭敌人热核武器的攻击，使战争符合人道，使我们的星球免于来自宇宙的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他企图相信，将来人类将把他和热核武器看做是救星而不是毁灭者。

    当科学研究向易犯错误的国家和政治领导人提供了巨大的，其实是可怕的力量的时候，许多危险便出现了：其中之一是某些卷入其中的科学家除了貌似客观之外别无所有。权力导致腐败，始终如此。在这种环境下，秘密的机构是尤其有害的，于是民主监督与平衡就显得特别珍贵(在秘密环境中飞黄腾达的泰勒曾不只一次地攻击这一点)。中央情报局的总检察长在1995年评论说“绝对的秘密导致绝对的腐败”。最公开和活跃的辩论常常是避免最危险的技术误用的唯一保障。辩论的关键一点也许很明显——许多科学家，甚至外行可以实话实说而不会有什么负担。另一点可能更微妙，一个住在远离华盛顿特区某地的无名研究生也许会注意到什么——而如果争论是秘密举行的，他将没有任何机会发表看法。

    在哪一个领域内，人类的努力在道德上不是模棱两可的？甚至被认为向我们提供的行为和伦理方面建议的民俗也是自相矛盾的。想一想格言吧：匆忙造成浪费。是的，但是，及时行动，可以免于问题成堆也正确。安全第一；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烟必有火，但是你不能仅凭封面评价一本书。省一文等于赚一文，但是你却不能拿走那赚到手的一文。当断不断，必受其患，但是智者不敢踏脚的地方，蠢人却蜂拥而至。三个臭皮匠项个诸葛亮，三个和尚没水吃。曾几何时，人们就是依据这些自相矛盾的陈词滥调计划自己的行动，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格言家又该承担什么样的道德责任呢？占星术士、占卜术士和小报预言家呢？

    或者考虑一下主流的宗教。在《弥迦书》中，我们被告诫要做事公正和仁慈地爱；在中，我们被禁止谋杀；在《利未记》中我们被命令要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们的邻居；在《福音书》中我们被鼓励去爱我们的敌人。但是想一想吧，在这些本意良好的劝诫深入人心的地方，这些书的狂热追随者曾血流成河。

    《约书亚书》以及《民数记》的后半部分赞美了在整个迦南地区一个接一个城市发生的对男人、女人、儿童直到家畜的集体屠杀，耶利哥古城在一场“圣战”中被抹掉。这些大屠杀的唯一的理由就是谋杀者所称的，作为对他们的儿子施行环切术和采纳一套特殊仪式的交换条件；他们的祖光早就得到保证：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