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的考试、进了大学、找到了新工作以及与孩子们大大地改善了关系。孩子们的收获是：对父母更关心、更具有求知欲，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回答：对未来充满信心。类似的计划也可以在高年级中实行，传授数学、科学及其它更多的知识。

    暴君和独裁者总是认为文化、学习、书籍和报纸都具有潜在的危险。这些东西会把独立意识，甚至是反抗思想装到他们的统治对象的头脑中。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英国皇家总督在1671年写道：

    感谢上帝这儿没有自由的学校也没有印刷制品。我希望在以后100年的时间内也不要出现这些东西。因为学习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不服从、异端邪说和各种宗派，而印刷品则会将它们带向公众并对最好的政府也要加以诽谤。感谢上帝使我们免受这两种东西给我们带来的麻烦。

    但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者们理解自由会产生于何处，并尽量避免它们的出现。

    在早些年代，美国曾被吹嘘为是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也许是最高)的国家(当然，当时奴隶和妇女不计在内)。早在1635年，在马萨诸塞已有了一些公立学校。1647年，所有的城镇的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达50%以上的“家庭”。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教育民主制度已遍及全国。世界各国的政治理论家到美国来亲眼目睹这一国家奇迹：大量的普通从业人员都能读书写字。美国对教育的投入推动了发明创造，开创了具有活力的民主进程，并产生了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今天，美国在文化普及程度方面已不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很多人被评定为不具有阅读能力，他们不理解非常简单的文字材料，比如大大低于六年级教科书水平的书籍、使用说明书、公共汽车时间表、抵押协议或者选举计划。今天六年级的教科书已达不到几十年前的教育标准，而工作岗位对职工文化的要求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贫穷、无知、失望和缺乏自尊等诸多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永恒的失败机器。它碾碎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我们承受着这台机器运转所需偿付的代价。文化水平的低下是这台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

    即使我们可以铁石心肠地面对受害者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然而，文化水平低下所付出的代价对其他每一个人来说也是惨重的：医疗费用和住房的费用、犯罪和监狱的费用、特殊教育上的费用、生产力丧失所造成的花费，以及那些具有潜在的聪明才智的头脑为解决这些困扰我们的难题所需要的费用。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指出：文化是从奴隶制度通向自由的必由之路。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奴隶制度和自由，但是读书永远是寻求自由的道路。逃亡之后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在他将近20岁的时候，他逃向自由之路。他与新婚妻子安娜·缪莉在新贝德福德定居，开始过上了普通工人的生活。四年之后他应邀去参加一次会议。在那时的北方，想听到著名的演讲家，也就是白人演讲家，发表抗议奴隶制度的演讲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即使是那些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也有很多人认为奴隶本身是有点低人一等的。1841年8月16日的一个晚上，小小的楠塔基特岛上，大多数曼彻斯特反奴隶制学会的成员虔诚地聆听着一些新思想的传播：一个根据自身的苦难经历所发出的反对奴隶制度的声音。

    他出色的举止和社交风度粉碎了当时流行的非裔美国人“天生卑怯”的神话。在所有的评论中他对于奴隶制度的罪恶的雄辩的分析被誉为美国演讲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当时主张废除黑奴制度的领袖威廉·路易德·加雷逊就坐在前排。当道格拉斯演讲完毕，加雷逊站起身来，转向为道格拉斯的演讲所倾倒的听众，用高昂的声音发问道：“我们刚才听到的演讲是谁作出的？一个东西、一件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