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忠执行钱文贵的主张，利用黑板报去告密李子俊的企图失败了，但李子俊的突然逃走，却扇起了人们的议论纷纭。当李兰英给她爹送饭到园子里来的时候，才引起那看园子老头李宝堂的注意。宝堂说：“五更天还在这里的嘛，卖果子的走了才没有看见他，咱只当他回家里去了，兰英呀，他没有回去么？”

    小孩一直急得摇头。沿路的人，都看见这孩子疯了似的直往家跑。有人还在旁打趣说：“像死了娘，她奔丧去呢。”

    李宝堂也走回村子，把这事告诉了他侄子，侄子告诉了邻居，慢慢这事便传开了。有些佃户着了急，悄悄的去告诉干部。街头上又有了闲蹲在那里的人，合作社的门口，常常聚着一群群不买东西的，有人说：“地主都跑了，还改革什么？”也有人说：“天天开会干响雷，不下雨，造反还有个不动刀枪的？”更有人嘲笑张正国：“张大哥，你们民兵爬灰去了？”但也有人悄悄的说：“李子俊是个孱种，受不起吓唬，这是有人吓唬了他，说这次改革，第一就该改革他，他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另外人也说：“这些话咱们也听到，说斗争就从他斗争起咧。”不管怎样，大家是增加了对他的愤恨：“谁说这小子老实！嗯，自从听说要改革，他就天天躲在园子里卖果子。从前他大把大把的钱送给特务，送给汉奸，送给那些有钱的人，他不心痛，如今一听说改革他土地，他就溜了！溜了你就别回来！走了和尚走不了庙，看你有本事守得住那点地，你一走咱们就不敢动你么？”并且有人到农会去说：“说不定把红契都带走了。”

    农会对这事也慌了起来，马上就要派佃户去拿红契。郭富贵的父亲郭柏仁也被叫了来，他毫无主张的坐在合作社里间的炕头上。程仁在底下走来走去，时时在一个瓷壶里倒水喝，他问：“郭大伯，你种他那八亩地多少年了？”有些佃户还不愿意去拿红契呢。农会用过一些命令，他们口头答应，却又自己下地去了。农会不得不一个一个去说服。

    郭柏仁屈着手指，算了半天，答应道：“十二年了。”

    “你一年交多少租？”

    “咱种那地是山水地，租子不多，以前是一亩三斗，这几年加成四斗半了。”

    “为啥要加租子呢？”

    “地比以前好了。这地靠山边，刚租下来的时候，石头多，土硬，从咱种上了，一年翻两回，上粪多，常挑些熟土垫上，草锄得勤，收成可比前几年强。”

    从外间屋子里走进来的张步高，看见郭柏仁那老实劲，忍不住说道：“那么，依你说加租是应该的啦！”

    郭柏仁只用眼对他翻了几翻。

    程仁却耐烦的继续问下去：“你一亩地打多少粮食呢？”“你还不清楚？这还有准？年成好一亩打个六七斗；要是天旱，四斗五斗收不上呢。”

    “郭大伯，你日子过得啥样呢？”

    “啥也不啥。”他拉出一副微笑的脸。

    这时走来他儿子郭富贵。郭富贵站在门口望着他爹，说道：“爹呀！哪一年咱不闹饥荒？一年四季你吃了啥正经粮食？豆皮，麸皮，糠皮，就断不了。咱们炕上那床破席，铺上你那边，铺不上咱这边。你还说是‘啥也不啥’，牲口也比你过得像样嘛！”

    “嗯……看你说……”好像是责备儿子似的，却又立即咽住了嗓音，嘴唇不住的颤抖着。

    “大伯，你想想么，你天天背着星星上地里去，又背着星星回家来，你打的粮食哪里去了？别人哪边阴凉坐哪边，手脚不动弹，吃的是大米白面，你说该也不该？”

    “唉，地是人家的么！……”他用潮湿的眼睛去望着程仁。“人家的，要没有咱们做牛做马，给他干活，那地里还会自己长出粮食来？咱爹就是这么一个牛马心，要他去听个贫农会，他也不去，说腰板疼。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