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地委员会办公的地方，自从有了小组会以后，就少有人来了。他们很顺利的把分地的准备工作做好，把可以分的地计算出来，列成等次，又把分地户计算出来，也分出等级。这群人都的确是没有自己打算，而且也希望分得公公平平的。尤其像郭全这种老头儿，他自己没儿女，抚养大的外甥已经成人了，如今成了村子上管事的，他自己有了几棵树，已经很满足，他只有一个心：“唉，毛主席都老远的操心着咱们，咱们自己村上的事，还能不管么？让大伙日子都好过了，毛主席也好放心！”但他是个老好人，记性也差，他对谁都愿意给些好地。因此当他回家吃饭的时候，常有人找他，他答复得好：“孩子，你别急，少不了你的。咱一定给你说，可是咱也做不得主呵，是大伙的事呢。”可是一在分地的时候，他果然要说：“给他水地吧，他家里人少。”或者是：“唉，人穷，从来也没见过什么，水地就水地。”他外甥常常说他：“看你，这里还有不是穷人的？地只有这些，好坏总得配搭着。”或者就索性说他：“唉，你老人家歇会儿吧。”

    评地委员会闲人少了，只有干部们还是常来。斗争大会的胜利，使每个干部的腰都挺直了，俨然全村之主，因此也不大注意文采的劝告。程仁和张裕民很难叫他们走开，都是兄弟伙子的，他们来了，站一阵，听一阵，插几句嘴，有时对工作也有些帮助。只是因为他们常在这里，每当分地分到他们的时候，就使得评地委员不得不要替他们找块好地，也不管他们家里的情况究竟如何。他们本人总是不言语，就是说不推辞。这种时候，文采就只得恳切的说道：“老郭大伯呀！你别老做好人，干部当然都是咱们自己人，可是也得看家境，别让众人说咱们有偏心，那咱不就白费劲了。”

    郭全摸摸胡子，作难起来，他望着每个人，大家都不说话。郭富贵算是这里面最积极的分子，可是他说：“干部嘛，总得不同点，他们一年四季为咱们操心，干活，比谁也辛苦，误多少工呀！咱看，就这么好。”

    这时李宝堂也就跟着说了：“对，他们是有功之臣，应该论功行赏，嘿……”

    张裕民常到小组去开会，因此他懂得，群众已经在监视着干部们了，凡办事不通过他们是不行的。但他常不在这边，照顾不到。这些事是应该由程仁来起些决定作用的。程仁自从那晚下决心，打破了以前的顾虑，在大会上揭露了钱文贵的阴谋，表示了不屈不挠的态度，对群众情绪起了很大作用。大家都说这是条好汉，他也满意大家对他的拥护，觉得没有做对不起大伙儿的事。他更要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他愿好好的听工作组同志们的话，他的确这样做了。他按时到会，不和人闹意见，屋子的打扫都是他。可是他并不爱说话，在他应该坚持某些意见的时候，谁也不会清楚，也无人注意，这是什么原因。他自从大会以后，同着他许多积极想法的里面，也有了一些某种程度的心神不宁，他常悄悄的咬着牙齿想道：“唉，管它呢，反正咱是个没良心的人了！”他在挂念黑妮，他不知道她现在跟着她二伯父怎么过日子，她一定恨他。他后悔在大会上忘记看她了，她站在哪里呢？总是和妇女班一起吧，当她二伯父被群众唾骂捶打的时候，她是怎样呢？她是一个没娘没爹的可怜孩子，以前跟着那坏伯父受苦，如今还要更受罪。他，程仁打击钱文贵是对的，但他却没有援助她，而且把她也压到苦痛里去。他觉得很过意不去，他又没勇气去打听她的情况，可是又不能一下子不想这些问题。这一个不易解开的结子，就妨碍了他的积极性。他没有像他自己所盼望的那样坚强，常常做了群众的尾巴。

    本来这里是有一个比较坚决，不讲情面的人，那就是刘满。但这个急性人，却因为他二十多天来的烦恼焦躁，生活失常，他是用全力在打仗的，他在这场恶战里面当了急先锋；他胜利了，然而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