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实际上将决定每一种理论的产生。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对于科学知识的探讨，像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必须根据社会价值的氛围来理解。我们不能将科学完全独立地看待成是绝对真理的说明，必须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科学（Mulkay，1979)，而科学史学家能够从事这项工作(Barnes andShapin，1979；Shapin，1982)。

    认为主观因素在科学中起作用，并不就一定意味着我们必须将科学知识看成是纯粹的幻想。不断检验的方法保证了只有当一个理论可以有效地指导发现事实时，这个理论才能被接受。这样就确保了无论科学的基础是什么，但科学是唯一真正具有积累性的知识形态。至少对假说的检验是真正客观的（当然，有极少数的理论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支持它们的证据很薄弱，或者就是假的）。按照最初的概念，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有永恒的影响，而一些由科学家所在的环境中产生出的成见却成了构建自然假说的模式。于是，科学史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成了均衡地去理解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中理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成功地引导对自然的探讨。

    史学家总是能认识到科学与文化的其他领域，特别是宗教，存在着相互作用，但是经常有人将这种关系看成是单向的。过去人们认为，当科学积累起它自己的事实知识形态，而且当科学知识动摇了现存的宗教教义后，宗教则被迫遭到遗弃。这是典型的关于科学与宗教之间“战争”的想象（e，1896)，根据这种想象，在这场战争中科学肯定获胜。这种观点的反对者则认为，科学家有时是试图将他们的理论与流行的宗教协调起来；但是也有人曾经认为，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宗教就会导致对科学的歪曲，使科学偏离正确的轨道，最后，一个“纯”的理论完全取代了原来的理论。一旦科学知识大致确立后，接着就有可能显示出它对解决社会或哲学问题的实际用途，但是这与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并没有关系。这样的解释曾促使将科学史学家分成了两个阵营：研究科学发现纯客观过程的“内史学家”和探讨社会如何对科学家提供的知识作出反应的“外史学家”。

    假如我们现在质疑科学完全是客观的观点，那样我们就应该将科学理论结合到它的社会环境来考虑。所有的〖htSS〗理论，无论“对”（即至今仍被接受），还是“错”（现在已经被抛弃），在它最初形成时，都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将科学史划分成内史和外史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任何层次上科学的发展都代表了主客观的相互作用。科学的任何领域都不能完全孤立地发展，即使是物理学这种可能更难理清外界影响的领域也是一样。在生物学中，来自外界的社会或文化因素影响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很多生物学理论直接涉及对我们人类的理解。进化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早在我们对待科学知识的态度发生了现代革命性变化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进化论的形成受到外界的影响。有些19世纪的作家甚至认为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和维多利亚时期资本主义倡导的竞争的社会思潮之间的相似性太大了，简直如出一辙，表明这个科学理论仅仅是将来自社会的想象外推到自然。大致说来，进化论成了科学先头兵，率先侵入到完全由神学家和道学家把持的知识领域。要求任何知识领域，无论它们曾经多么神圣，都应该向科学开放，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世俗化价值体系的反应。

    随着关于科学性质的基本态度在发生变化，史学家开始重新解释达尔文革命的方方面面。在开始详细的历史研究之前，有必要按照传统史学框架说明那些遭到现代学者挑战的问题。

    达尔文的“先驱”

    最简陋的科学史形式就是无聊地去探讨某些思想的先驱或追随者。达尔文的成就也引起了那些寻找先驱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