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地质学发现为博物学注入了新的成份。截至到这时，创世的神话似乎可以准确地说明地球及地球上生物的起源。然而，这时如果谁表明地球的历史很悠久，而且注定发生过变化，这一定会对《圣经·创世纪》中生命起源的故事产生怀疑吗？一旦考虑到灭绝的化石物种，这种结论似乎是不可避免了。假如化石的确是曾经生活的生物遗迹，那么博物学家就一定会认识到，或者最初创造出来的有些部分已经消失，或者物种可能随着时间发生过变化。无论是哪一点，都会对传统的观点构成威胁，传统观点认为上帝亲自创造了一个世界，上帝为了人的居住，能够保持这个世界的结构。对于基督教的愈加不信任，成为启蒙运动时期的典型特征，因而致使18世纪成为人们首次认真考虑生物变化的时期。（见Glass et al.，1959；Greene，1959a；以及Bo，1911；Ros tand，1932；Guyenot，1941；Ostoya，1951；Roger，1963；以及Callot，1965。关于启蒙思想的一般论述，见illey，1940；Cassirer，1951；hazard，1963；Gay，1966-69；以及hampson，1968。）

    乍一看，18世纪进化论的故事应该显得很简单。在这个世纪初，稳态的特创论的自然观地位仍很牢靠。唯物论哲学家随着更为大胆地攻击传统宗教，他们更为果敢地不援引超自然的干扰，探索地球上生命如何起源的解释。他们得出的唯一合理的概念就是自然发生（生命自然产生于非生命物质的结合）和现存生命形态为了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而发生转变的概念。因此，含有我们称作进化成份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会提出来。这种解释的逻辑几乎要求我们注意那些详细涉及作为现代进化论真正特征的生物变化可能性的博物学家。实际上，唯一遗留的问题是要解释为什么在18世纪末自然神学会复兴，并似乎阻碍了本有希望开始出现的进化论。

    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毫无疑问，18世纪的博物学家和哲学家的确试图把握变化问题，而且他们之中有些人的理论表面上很像现代进化论。他们最终未能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的文化环境所限制。18世纪的进化论主要是启蒙思想的产物，这比上面提到的、也是我们可能相信的解释要微妙的多。启蒙运动时期的唯物论有其自己独特的地方，而且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与过去一刀两断。而且博物学中的一些最有创造性的发展，是旧的世界观的扩展，并不太像是探索对生命起源的唯物论解释。出于这些考虑，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18世纪末进化的研究与其他许多启蒙思想一道遭到了舍弃。要在一个建立在不同的自然变化观念基础上的可用框架中确立18世纪的科学成就，就需要有一个新的开端。

    米歇尔·福科（Foucault，1970）就是从这种极端的角度看待18世纪的进化论的，他的激进分析否定了历史学家正常争论的许多问题（Guedon，1977）。福科坚持认为，一般人错误地将注意力放在唯物论上，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时期的“经典”博物学没什么帮助。当时人们试图根据外在特征来分类自然物；在确定事物的排列时，经由的途径是，根据分类过程所采用的方法来确定可能关系的框架。这样一个系统并不是开放的：根据博物学家在分类事物时所采用的系统的性质，所有可能的形态都是可以预见的。即使认识到地球上图景中的一些成份是后出现的，这也只是意味着已经定下规则的过程本身决定了空缺填补。换句话说，进化只是预定图景的展示。只有到了19世纪早期，当博物学家抛弃了这种对于万物具有合理结构规则的信念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达尔文主义，出现一种开放的进化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