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多数18世纪的进化思想未能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是新的价值和新的态度以不太直接的方式为达尔文主义的革命铺垫了道路。人们追问了关于人类本身本质性质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又确立了19世纪许多思想的框架。人类与其近亲——猿的关系到底有多近，即人类的位置到底是位于自然之中还是位于自然之上？人类不同种族的是怎样起源的？这个问题又和我们与猿的关系相关。人类思维的性质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科学地研究人类的思维问题？最后，人类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人类的社会真的具有随着时间变化或发展的能力吗？对于这些问题，18世纪的的思想家们提出了一些激进的回答，但是他们并没有积极采纳我们视为进化观的人类起源思想。通过克服了一些困难，他们提出人类的社会比最初进步的概念；然而他们并没有尝试将进步视为地球生命历史早期发展的延续。##然而，在法兰西革命时代的思想成份中，进步的思想似乎更合理，并确立为19世纪思想的一种标准成份。进步的基本思想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不列颠自由竞争经济学倡导的工业进步，与德国唯心论者表达的宇宙本身几乎神奇的完美观点相去甚远。而且还要必须重视到，在从生物学进化的角度以进步来解释人类的起源观点流行之前，就有不同的思想学派在发展社会进步的观点。人类社会进步的观点启发了生物进化的理论，而不是生物进化理论的产物。只是在19世纪后期，当达尔文革命在生物学中取得了成功之后，两种层次的进步观才综合成一种有关宇宙发展的全面观点。##我们将分两个阶段来梳理这些问题，首先要探讨这些进步观在生物学和人类学中的发展，在这些领域产生了人类与猿的关系问题。这种探讨将揭示出启蒙运动时期和19世纪早期的思想家在多大程度上未能把握人类进化的含义。然后，我们应该继续关注一下为19世纪的思想框架铺设了道路的社学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将复杂和极为趋异的过程联系起来看，这些发展会被视为三种主要国家的思想风格：法国，英国和德国。

    人在自然中的位置

    在1700年左右，涌现出大量关于人类起源的猜想，有些学者开始提出，我们遥远祖先的生活比牲畜的好不到哪去（Rossi，1984）。在这种氛围中，博物学家注定要想到人类及其最近的动物亲戚之间的关系。随着旅行者周游世界，他们遇到了新的人类种族，有些种族生活在很原始的条件中，以致于这些旅行者禁不住会怀疑他们是否属于真正的人类。采集到的大型猿的标本证实了这种生物代表了人类在动物界中的近亲。这种关系到底有多近，而且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明确划分开最低等的人类与智力水平最高猿？这些问题引发唯物论者就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争论，但是这些争论还处于就事论事的水平。没有出现有关思维性质的抽象问题，出现的是分类学家为了完成自然系统的划分所必须回答的实际问题。##人们一直认为人类与动物不同，因为人类拥有不朽的灵魂，但是这时已经清楚，至少人类的身体与猿非常相近（Greene，1959a）。旅行者关于猿的大量故事表明，猿也可以表现出许多人的能力，甚至喜欢女人。博物学家大概分析了这些故事，试图获得更详细的信息，最明显的是博物学家采集了更好的大型猿的标本。爱德华·泰森早在1699年就作出了对黑猩猩的解剖描述。这有助于说明猿可能和人不太一样。当林奈进行动物界的分类时，他把人和猿都归入到灵长目中。当面对将人类与兽类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时，他为自己辩护的方式是询问有哪个博物学家能向他表明如何能更清楚地分辨出人与猿的〖SS〗特征。林奈虽然准备承认人类在道德上和智力上比猿高等，但是他坚持认为博物学家必须还要专门区分出体质上的相似处，正是从这个角度上看，人与猿的关系是明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