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生活的意义（Popper，1962）。在黑格尔看来，这种个人对集体的服从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样会使人类向着精神的目标发展，而这种目标正是绝对的最终目的。

    有可能将唯心主义哲学的某些方面应用到生物学中。比如，黑格尔的政治理论认为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如果把这种理论应用到博物学中，那么就可以认为生物个体要服从物种。物种是真正的实在，在物质世界中，比起物种中类型不完美的表现来，物种本身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因此唯心论反对任何形式的进化论，因为进化会消除特定类型之间的固定区别。反过来，对于所有物种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个物种成为连贯的自然图景中的组成部分或单位的观点，唯心主义者却接受了。生物学分类工作所要探讨的就是生物这种正式、和谐的相互关系图景。为此，唯心论者援引了“原型”或基本类型的观点，认为某一特定类群中的所有成员所表现出的不过是原型的表面现象。歌德探讨过原型植物的类型，而洛伦兹·奥肯假设以一种脊椎动物的原型来代表所有具有脊柱动物的根本统一。这样探讨生物的相互关系并非没有某些科学价值，因为其中有某些情况可以解释为符合达尔文主义所要求的那种历史联系。但是唯心论者提出的决定了所有自然物本质的先验实在的和谐相互关系的形式上的图景在实质上是与达尔文主义作对的。

    或许唯心论哲学对生物学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它提出的世界向着既定目的前进的发展图景。这种图景不能直接产生出生物进化论，例如，黑格尔就不曾相信在宇宙发展图景中的最早阶段展示的是一种暂时性的顺序。歌德就认为，地球的历史进程可能揭示出这样的顺序（ells，1967），在19世纪早期，这种思想在德国变得愈加流行开来。导致这种思想流行的原因是成功地运用唯心论探讨了生物发育领域中非常专业和非常突出的问题：胚胎的成长。在唯心论的影响下，一代德国胚胎学家，从C·F·沃尔弗到K·E·冯·贝尔，驳倒了预成论，奠定了现代胚胎科学的基础（Adelmann，1966；Oppenemkin，1950；Roe，1981）。谢林和奥肯认为，可以通过这些发展的广泛运用，认识到它们奠定了一种普通〖SS〗的基础（Oken，1847；Gode von Aesch，1941；Lenoir，1978）。这时，个体的成长被视为地球历史进程中生命进化的一种模式，这就是所谓的重演论（Russell，1916；M eyer，1935；，1939；Gould，1977b）。人类胚胎的进步式成长只不过是以微缩的形式重演了生命遵循创世普遍计划的宏大进步路径。一些德国博物学家甚至准备相信后面的更高级阶段是由前面的低级阶段实际转变成的。这种进步式的、具有方向性的进化概念，与达尔文主义根本不相符，但是，甚至直到19世纪后期，也很难剔除这种思想。

    当我们转而看一下卡尔·马克思的影响时，依然要认识到达尔文的逐渐、不规则进化论与进步式的、一步接一步向着预定目标上升的进化论之间的区别。虽然马克思在提出历史发展的真正源泉是经济力量而不是精神力量时，头脑中摆脱了黑格尔唯心论的影响，但是他的唯物主义保持着黑格尔思想中的辩证法结构，因此仍然强调进步过程的非连续性（Jordan ，1967）。马克思之所以欢迎达尔文的学说，是因为这个学说从根本上摧毁了宗教，但是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无法接受达尔文的根据斗争和个体变异的变化机制。他也属于最早认识到可以将自然选择视为资本主义个人竞争思潮在生命界利用的人。相反，马克思则强调，在为社会进步而进行的斗争中，个人作为一个基本单位服从他所属的阶级。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共产主义革命，既是令人向往的，又是可以预见的。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