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史上，没有人像达尔文那样受到那么多关注和批评（有关的文献见Loeal.，1985）。现在已经出版了带注释（Darwin，1959b）和带通信（Darwin，1981）的。由于“达尔文业”（借用鲁斯的话）产生出来大量的材料，因而很难提出一个简明扼要的关于达尔文主义起源的解释。之所以有困难，也是由于有关的史学家难以达成根本的一致，包括在对外界因素对达尔文思想形成的影响看法上，也存在着争议。

    在解释达尔文工作中，最难的就是将其在科学与西方文化中产生的革命联系起来。研究这两方面的是不同的史学家。有些史学家主要关注科学的发展，通常是因为他们原来的兴趣在科学上。其他一些思想史学家，他们参加详细的科学实践的水平可能不同，但是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评估达尔文主义在整个现代思想发展中的作用。根据这些背景，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和对于达尔文革命意义的矛盾解释，因为这些背景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和偏见。

    研究思想史的史学家将生物学中的革命视为西方社会价值中更深刻变化的象征，视作基督教的人类和自然观被唯物论的观念所取代。生物学家愿意将一个革命的理论看作这种更广泛运动的表示。达尔文主义经常被视为维多利亚时期典型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个人主义的产物，而且他的选择论被视为是这种价值体系在生物学中的应用。这样的见解是重要的，但是却带来了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情感，对于那些赞同教条式宗教普遍衰落的人来说，会热情支持达尔文主义；但是那些不赞同唯物主义和社会无休止竞争的人，可能会对科学的发展持否定的态度。现代的两个著名的见解对作为一场运动的达尔文主义和达尔文本人，给予了否定的看法（Barzun，1958；himmelfarb，1959）。更关心科学问题的史学家已经提出，这种看法曲解了达尔文的成就，因为它未能关注达尔文首先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科学家、史学家并不总是将达尔文看成一个英雄。有人抱怨他不愿意承认他的思想的来源，在有些情况下，他的行为被指控为是一种剽窃（Darlington，1961；Eiseley，1959）。然而，一般说来，具有科学背景的史学家却对此采取了一种过于同情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达尔文是理想的研究者，坚实科学方法的开创者，他所创立的重要概念在现代的生物学中仍然具有价值（De Beer，1963；Ghiselin，1969）。这种态度具有双重危险。它太容易利用我们现在熟悉的概念无意识地解读过去，而且太容易产生出一种现代式的达尔文观念，而忽略了19世纪思想的混乱。而且，这种史学家在热衷表明达尔文的方法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很难承认在达尔文理论的创造过程中外界的影响。

    如果说“内史论者”未能看到达尔文主义的广泛影响的话，那么，“外史论者”可能太关注文化的影响，而忽略了科学问题。幸运的是，总有人在尝试避免走两个极端（如，Ei seley，1958；Greene，1959a）。可能已经接近了进行普遍综合的时代，迄今尚未做过的大量工作即将开始。达尔文是个博物学家，不考虑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他。但是当一名科学家在建构需待事实检验的假说时，他可能会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他的思想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或社会概念的影响。产生的影响能否带来很大的影响，有赖于科学共同体以及社会广大的反应。

    更严重的问题是历史的因果关系。外史论者的研究明显倾向于暗示在确定事件的过程中，科学细节并不是关键的。这种研究轻易地认为，随着文化中唯物论的成分增加，科学家自然地在对自然的解释中运用了这种新的价值观。在科学家的脑海中，反映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