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身高相同。高尔顿提出，如果这是自然的趋势，选择便不可能对一个群体产生持久的影响。回归为变异限定了范围，并总是将一种性状推回到平均值，无论选择是否有影响。选择可以改善人口的健康，但是不能持久地改良繁殖。高尔顿相信，物种在很长时间内，一般保持着静止不变，只有当面对重大的环境挑战时，才会由于突然性的突变而发生进化。

    虽然高尔顿不相信选择的效应，但是生物统计学派中追随他的人则认为他对自己的祖先遗传定律的作出了错误的解释。特别是其中的两个人，后来成了达尔文主义的著名捍卫者，他们是卡尔·皮尔逊和生物学家·F·R·韦尔登，皮尔逊的科学哲学论述（Pearson，1900）很有名。皮尔逊指出，根据高尔顿自己提出的定律，选择会有持久的影响（Pearson，1896，1898，1900；Froggatt and Nevin，1971a，Provine，1971；Norton，1973）。接下来的一步就是从理论和自然的角度来检验这一点，韦尔登从事了这项工作。他着手先是利用螃蟹，后来又利用蜗牛，来证明变异与死亡率之间的相互关系（eldon，1894-95，1898，1901）。最初的尝试还不明确，但是韦尔登在后来的实验中可以清楚地证明选择的影响。在含有厚沉积层的水中，大的螃蟹比小的螃蟹更容易存活；经过许多代后，选择的累计效应对群体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很多人反对生物统计学派的达尔文主义观点。韦尔登只是从小尺度上证明了选择的效应，对于选择影响物种的范围有限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影响。皮尔逊和韦尔登都支持当时比较先进的科学哲学观点，从而使他们疏远了多数生物学家（Norton，1975a，1975b）。因为适应是不能客观确定的一种功能，所有韦尔登干脆将死亡率与某些容易测量的性状，比如螃蟹壳的宽度，联系起来。他认为，无需对于为什么较大壳就有利作出因果性的解释。为了回击人们的批评，他后来的解释是因为小的螃蟹鳃在含有淤泥的水中容易被堵塞，但是他后来关于蜗牛的研究，又一次简单地表明蜗牛的壳与死亡率之间具有相关性，他这样做的基础是设想如何使用这些很难轻易研究的性状。韦尔登不愿意研究适应的性质，从而使他无法得到那些也支持达尔文主义的野外博物学家或那些根本就反对选择理论的博物学家的赞同。

    妨碍生物统计学家们取得成功的最重要障碍，就是他们与新出现的孟德尔式遗传学发生了冲突。即使在孟德尔的工作被重新发现之前，韦尔登就和贝特森发生过争论，因为贝特森宣称不连续变异是进化的真正根源。生物统计学的技术主要是用于研究连续变异，而贝特森却重视那些以全或无方式遗传的性状，并且否定了选择的作用。当1900年孟德尔的遗传工作被重新发现后，它与不连续变异的范畴很相似，这样，贝特森就成了孟德尔式遗传学的著名拥护者。生物统计学派的人认为，在正常情况下，非连续因子并不常见，因此他们反对新遗传学。所以，新出现的孟德尔主义并不是达尔文主义的救世主，而是替代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双方争来吵去，互相贬损，在我们现在看来，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因为每一方都只是掌握一部分真理（Provine，1971；Cock，1973；Darden，1977）。

    生物统计学派的人错在反对孟德尔主义上，但是最终证明，他们支持连续变异是进化机制的做法是对的。实际上，他们最重要的创新就是认识到变异和遗传不是相互对抗的力量。即使达尔文也将遗传视为试图保持物种原先性状的保守力量。高尔顿及其追随者至少认识到这种矛盾类比的谬误所在。事实上，变异和遗传是同一过程不同的表现，一个群体中大量遗传因子的不断流动是有性生殖的结果